本报记者 刘畅

　　2003年3月4日，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黄景钧，向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递交了《“收容遣送”需要尽快立法，做到有法可依》的提案（本报2003年3月5日曾予以报道）。说起这份提案的由来，黄景钧感受很深。

　　黄景钧告诉记者：一天，他认识的一个从事家庭装修的农民工，白天在街上走，因“衣冠不整”遭到“收容遣送”，先被送到郊区收容站，后决定将其“遣送原籍”。民工们苦思冥想，找到一位曾经给其装修的女刑警队长，这位刑警队长迅即赶往火车站，终将这名“受难”民工“解救”下来。就在2003年，黄景钧委员的同乡、一位来自江西的农民工，下班后走在街上，也遭到“收容遣送”。为此，黄景钧写信给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请求“不要遣送”。这位农民工的妻子星夜赶来，禁不住热泪长流：“咱回去吧，城里人这么不欢迎咱们，还来干什么？”

　　这些情况，让黄景钧忧心忡忡。为此，他在提案中写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现代化、工业化的必然趋势。他在提案中分析说，“收容遣送”的原意是：“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这一规定，最早可以见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简称《收容遣送办法》）。同年10月15日，民政部、公安部联合制定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其内容、要求与国务院的《收容遣送办法》相一致。

　　黄景钧认为，“收容遣送”已经成为对付城市农民工的手段，失去了原有的“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目的、意义。不少民工反映说，他们有两怕，一怕拖欠工资，二怕上街被“收容遣送”。

　　黄景钧在提案中说，收容遣送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是一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必须要有法律依据，我国《宪法》规定，享有人身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任何非法拘禁和搜查公民身体的行为都受到法律的明文禁止；我国《立法法》也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因而，目前的“收容遣送”活动，不仅缺少应有的法律依据，而且与国务院颁布的《收容遣送办法》本意相违背，造成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特别是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造成了严重的人身威胁。

　　黄景钧指出，2003年1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指出“要严格执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规定，不得将遣送对象范围扩大到农民工，更不得对农民工强制遣送和随意拘留审查。”对此，黄景钧认为，真正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并未能予以收容，即使在首都北京繁华的大街上，仍能常常见到。相反，对于在城市打工、为城市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遵纪守法的农民工，却常常受到“收容遣送”，以致他们的人身自由遭到侵犯，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为此，黄景钧建议，对于公安、民政部门的执法行为，一定要按照现行政策约束，对执法中的违法行为，要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2003年3月中旬，黄景钧的提案被全国政协编号为“第0018号”提案，转给了中央各部委。公安部、民政部协商后，决定由民政部作出答复。2003年7月3日，民政部答复了黄景钧委员：“我部将根据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以进一步完善这项工作。您的提案对推动这项制度改革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2003年3月17日之后，当黄景钧的提案被转交给民政部、公安部的时候，孙志刚被作为“三无人员”收容，其后惨死在收容所里。后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孙志刚之死，并以整版篇幅报道了黄景钧对孙志刚事件的看法，黄景钧提出了“收容遣送制度不合理，必须要新的办法来代替这个旧制度”。

　　今天，黄景钧在向记者回忆孙志刚事件时，如释重负地说：“孙志刚的死是一个悲剧，新一届政府宣布废止了旧的收容遣送制度，是对我的提案的最好答复。同时，这也体现了法律人性化的特征，充满人性光辉，我感到欢欣鼓舞。”

　　（本报北京1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