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应为艾滋疑犯建关押地

　　甘家口派出所两年来抓获51个艾滋病疑犯，但对他们只能抓了放放了抓

　　看守所不收、劳改场所不收、监狱不收，法律在这里就像突然中断了一样

　　人大代表将在市人大会上提出“为传染病嫌疑人设立特殊看守所”

　　本报讯“对患有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警方监管非常困难，经常是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昨天下午，海淀区人大代表、海淀公安分局甘家口派出所刘丰所长向记者介绍，在最近两年，在他们辖区统计的治安和刑事案件嫌疑人中，就有51人感染艾滋病。因此，他准备在本届人大会议上建议：为患有传染病的嫌疑人设一个特殊看守所。法律突然在此短路

　　刘丰对记者说，近期丰台公安分局一名刑警抓捕艾滋病犯人被咬伤一事对他触动很大。他说，民警经常要冒着危险，带着一些自称是艾滋病携带者去医院检测。

　　对这些人，警方十分头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的规定，“患有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不予收押。《国务院强制戒毒办法》第20条也规定：“患有急性传染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不宜收入强制戒毒所，而应当限期在强制戒毒所外戒毒。”看守所不收、劳改场所不收、监狱不收，法律在这里也就像突然中断了一样。一年花掉20万元检查费

　　“这些嫌疑人很多年龄偏小，问题也没有严重到触及刑法，加上身患且恶性传染病，警方对他们的监管非常为难。”刘丰说，按照惯例，只要确认嫌犯患有艾滋病等恶性传染病，警方就放人。但这个确认的代价也是非常昂贵的———仅去年，他们在该项的费用就近20万元。最后的结果是，不但形成抓了放，放了抓的循环怪圈，而且艾滋病嫌犯更加有恃无恐，依仗自己身患恶性传染病继续作案。特殊看守所抑制犯罪

　　鉴于以上问题，刘丰建议：针对患有恶性传染病的嫌疑人，建立一个特殊看守所。看守所配备专业医生、医疗器械和足够的警力，负责治疗和看管他们。“将传染病患者统一收押看管，不但对其他犯罪嫌疑人是一种保护，而且也能抑制他们继续犯罪，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是对民警的保护。”建议将在市人大会上提出

　　记者了解到，刘丰的的建议已经引起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天文馆馆长朱进的关注。朱进昨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会进行调研并推动这件事。他表示，为患有传染病的犯罪嫌疑人建立特殊看守所，不但体现出对嫌疑人的人文关怀，而且也能对社会治安起到很好地促进作用。目前他正在搜集资料，准备调研报告，会在市人大会上提出该建议。毒贩大呼“我有艾滋”

　　“得了艾滋病，警察就不能抓了。”这成了困扰海淀区甘家口派出所打击艾滋病不法人员，尤其是吸贩毒人员的一个大难题。

　　据统计，该辖区在2003年10月前，查出好几十名艾滋病吸贩毒人员。“他们犯法，我们犯难，看守所不接收，派出所留置又不能超过24小时。”甘家口派出所副所长徐欣庆说，对处理这些人令警方为难。镜头：毒贩从容亮出艾滋病人证明

　　前不久，110便衣巡警发现一男子竟然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进行毒品交易，立即将其围住并试图抓捕。不料，该男子见了警察依然面色从容，一边镇定地说“我是艾滋病人，不要抓我”，一边撩开衣领展示自己溃烂的肩膀，然后，他还从怀里掏出一张“HIV呈阳性”的医院诊断证明，以及一张“取保候审”的通知书。怪圈：抓了放放了抓，就像打游击

　　对于这些携带艾滋病毒的不法人员，民警显得非常无奈。民警王汉英说：“我们每天跟这帮人打游击，把他们抓进来，体检发现有传染病，就又放出去。下回再抓，再放……”民警高鹏说，一来二往，好些人都是熟面孔了，这些人自己恐怕也记不清，到底被警察抓了多少次。困境：不少案件因此处理不了

　　“他们基本都贩毒吸毒。吸毒时，一支针管大家轮着扎，结果是互相感染。”高鹏说，他们不但自己感染，而且还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他们作案被发现时，常常以吐唾沫、自残流血的方式来恐吓群众，换取逃脱。

　　据了解，杭州一盲流为了长期“安全作案”，甚至自己主动感染艾滋病。

　　统计显示，2003年，甘家口派出所处理各种刑事案件630人，其中吸贩毒人员，进行预审治安拘留的达303人，占总人数的一半。不少案件因为是艾滋病患者作案而处理不了。方案：设看守所只是第一步

　　“设立特殊看守所，也只是解决暂时的问题”，警长冯得睿说，对于艾滋病不法人员的处理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设立特殊看守所只是第一步，劳改场所也要随之进行改变，得建立特殊的劳改场地。“国家最好统一建立一个特殊劳教场地。”

　　徐欣庆认为，设立特殊看守所，不但利于警方工作，也是对民警人身保护。他说，派出所民警身临一线，要有良好的防范措施；如果设立特殊看守所，看守所在管理中也面临同样问题。建“特殊”体现人道主义法学家认为，他们是嫌疑人，也是需要救治的患者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认为，设立特殊看守所这一建议提得非常有道理。“对感染传染病的嫌疑人进行隔离管理和隔离治疗是必要的。”

　　马怀德说，基层执法机构由于经费紧张，不具备建立特殊看守所的条件，不利于对涉案人员的管理。政府部门需要拨专款，建立半医院性质的看守机构和劳动改造机构。“这些人的身份是双重的，他们是犯罪嫌疑人，又是需要救治的患者。所以，新建的机构要为病犯提供必要医疗设备，这是人道主义的表现。”

　　他指出，随着艾滋病人数量的增加，以及不法人员犯罪手法的多样性，原来的法律条文也要随之进行不断完善。风险太大，谁去监管？

　　现在已有民警感染病毒，再设特殊看守所，民警心理难接受

　　海淀区看守所所长白刚认为，在看守所收押传染性疾病的犯人不人道，也会给看守所增加很大的工作难度。

　　白刚介绍，海淀看守所有专门关押病犯的隔离监室。但这些在押人员都患病比较轻微，或所患为慢性传染病。他介绍，患有急性传染性疾病的，一般需要他人照顾，而看守所很难做到这点。如果这些犯人出现突发危险病症，看守所无法保证病犯的生命安全，这也将给看守所增加风险。

　　白刚坦言，即便现在没有设立特殊看守所，已经有民警感染了病毒。如果再设立特殊看守所，民警心理上是否能够接受也是一个问题。卫生高标准“特殊”难达到

　　若民警产生恐惧则很难保证管教方式

　　北京佑安医院肝胆外科杨光大夫认为，设特殊看守所不太容易实现。

　　他认为，首先，特殊看守所处理急性传染性病犯的污染物不够安全。

　　对患有各种传染性疾病的病犯统一收押，必须要有专业的隔离、消毒和医疗设施及手段。例如，他们必须使用一次性餐具，每天产出的生活垃圾、废水都必须经过专门消毒处理，并进行填埋。这些严格的卫生要求，在看守所中是不容易严格执行和实现的。这也就很难保证监所民警的身体健康安全。

　　第二，派专门警力对患有传染性疾病的犯罪分子进行看守、管教，如果宣教不充分，民警可能会产生抵触情绪。民警由于对疾病的恐惧，可能会歧视这些患传染性疾病的在押人员，对该人员采取粗暴的管教方式，找理由不进隔离区进行工作。

　　杨光说，尽管成立特殊看守所的建议有很多优势，但以上制约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链接 武汉设立首个艾滋病羁押点

　　2003年11月10日据武汉警方披露，武汉已设立全国首个艾滋病羁押点。曾数十次盗窃、抢劫作案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王钢（化名），成为首名在押嫌疑人，整天陪伴他的是7名看守民警。

　　王钢曾被8个派出所抓获，但均因无合适的隔离关押场所，警方只得“捉放曹”，王钢的违法活动越演越烈。

　　10月14日，警方依法对王钢实行刑事拘留，送到市郊一个山脚下的某医院，成为全国首名被隔离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该处也因此成为全国最小的监管场所。（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