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肾”广告借助现代网络

　　上海市最著名的肾移植医疗机构有两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和上海市长征医院。在那里，“卖肾”广告、“卖肾”信件、“卖肾”电话几乎淹没了两家医院肾移植病房区的角角落落。

　　2004年1月2日，记者来到位于上海市武进路85号的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医院六楼的肾移植泌尿外科及病房区，记者见到电梯间和楼道墙壁上，都留有深度铲刮的痕迹。一名护士无奈地告诉记者：“没办法，到处都是捐肾、卖肾广告，水根本洗不掉，只有铲掉、刮掉。”

　　“卖肾”广告张贴最为“壮观”的，是病房区的厕所，卖肾者将自己的血型、健康状况、年龄、手机号码、联系电话全部用喷漆性墨水写在厕所的门前门后。一名女清洁工愤愤地说：“根本刮不掉的！”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办公室浦主任告诉记者，“市一医”从1978年起开展肾移植业务，但最近10年来，来自外省的“卖肾”信件、电话络绎不绝，医院方面应接不暇，起初还好心回复劝慰一番，后来太多了，医院饱受干扰，干脆不理，但依然阻止不了“卖肾”者的“韧劲”———有的“卖肾”电话甚至直接打到病房区的护士站。

　　长征医院肾内科、外科病房区，楼道、电梯和厕所，同样被类似的“卖肾”广告淹没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护士告诉记者，曾有一名40多岁的大老板，他8岁的女儿经诊断后需要换肾，但他不打算换医院提供的尸体肾，他说：“那样换给女儿后，会给女儿造成不好的后果，我自己去找肾。”后来，他把女儿转院离去，估计是给女儿找到了“活体肾”，但不知道他们私下是如何交易的，也不知道他的女儿到哪所医院去换的肾。

　　一些卖肾者还有更奇妙的想法，长征医院一名女电梯工讲述了这样一个“卖肾”人的周密计划：2003年10月，她遇到一个40来岁的四川男子到上海来卖肾，开口就要20万元，他说他弟弟得了肾病，需要换肾。他认为上海可以卖个好价钱，自己的肾卖了以后，回去到四川乡下再花4、5万元给弟弟买个好肾换上，余下的钱还可供弟弟读书。

　　实际上，到医院厕所里“卖肾”显得过于“小儿科”了。在“sohu.com”网站一个“关于‘活体亲属供肾的优越性’的讨论”的网页上，记者发现近百个帖子里，都是“卖肾”广告。除了手机、BB机外，“卖肾”者在网上留有QQ、MSN、email邮箱等现代高科技联系方式。

　　卖家一：12万元成交

　　记者卖肾人面对面

　　距离过年只有半个多月，朱勤生(化名)依旧没有为自己找到合适的买家，虽然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长征医院的肾移植科旁的厕所内都有他张贴的卖肾广告，但并没有买主主动联系他。起初，他为自己的一只肾定价20万元，现在他不得不将自己的价格底线降到12万元。

　　1月8日，当记者以买家身份打通他的电话后，朱勤生便迫不及待地要求面谈。时间定在了第二天上午9时，地点是五角场大西洋百货门口。

　　1月9日上午，距离大西洋百货门口30米处，记者就远远望到一个瘦高清秀的男人，眉头微皱，频频向四处张望。记者断定，他就是朱勤生。随后，我们选择在旁边一家咖啡店商议。

　　初次谋面，朱勤生异常谨慎，“可以查看你的工作证吗？你应该晓得，卖肾是违法的事情，万一你是警察怎么办？”记者反问：“如果是警察，我还能平静地跟你坐在这里？”

　　稍后，记者告诉他，记者的一个朋友患肾病多年，现在两个肾彻底丧失生理功能，惟有依靠血透排泄体内的水分。

　　听完记者的简单介绍，朱勤生放松了警惕，但他还是执意要看看记者的工作证，记者以没有带搪塞了过去，但给他看了身份证。

　　对记者放下戒心后，他拿出自己的身份证，上面写着他1972年出生。他又拿出医院的体检证明，证明他绝对健康。接下来，我们就价格问题开始协商。

　　朱勤生说：“12万元，我已经说过底线了。”记者回答：“太高了，是医院肾移植价格的一倍多。”朱勤生接着说：“价格我不可能再让步，而且手术费你出。道理很简单，移植我的肾给你的朋友远比到医院移植可靠，我的健康可以保证你的朋友被移植后不会出现手术后的不良反应。”

　　最终，记者同朱勤生将价格暂定在12万元，并说好1月10日在此先向他预付5000元订金，过年后正式交易。对于这个结果朱勤生很满意，他的脸上没有了一直紧绷的严肃，露出了几丝笑容。

　　卖家二：卖了一个还有一个

　　1月10日，记者以买肾者名义约了第二位卖肾者，王康量(化名)，45岁。

　　卖肾，他同样很急迫，说好下午3时见面，上午他就带着自己的老婆一道来了上海。这天，天空飘着雨，记者到时他和老婆已经在风雨中等候了半个小时。中午饭他们还没有吃，记者替他们买了两碗面条。

　　这一次记者开门见山：“我不是来卖肾的，我是一名记者，只想了解你们卖肾者的生活状态，希望你们原谅。”两口子听后张口结舌，“只是请你不要把我们的真实姓名写在报纸上，也不要拍照片。”记者同意。

　　记者问：“你知道换肾的后果吗？”

　　王康量：“当然知道，人有两个肾，一般只有一个起作用，所以卖掉一个我还有另外一个在发挥作用。”

　　记者说：“人身上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康量：“我相信不会对我的身体有什么大的危害，换肾的人只要把我的一个肾切下来再缝合到他的体内，说可以活命，我的另外一个没有切除缝合的肾就更应该起作用，毕竟它没有被动过。”

　　记者：“即便你找到买家，也未必能交易成，因为医院只为直系亲属间做肾的移植，你知道吗？”王康量：“听说过，但没有具体想过，反正作个假就可以蒙混过关。”

　　记者：“难道你听说过，在上海有成功卖肾的例子？”王康量：“没有。”

　　同记者的“生意”没有做成，王康量两口子有些闷闷不乐。临走前，他请求记者：“你知道有谁要买肾的话，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吧，价格我便宜点。”

　　卖肾者自述交易链 “我会打通各个关节”

　　“你又如何保证换肾手术的最后顺利实施，毕竟国家和医院都反对器官的买卖。”记者征询朱勤生的意见。“这个不难，医院不是还允许直系亲属间捐肾吗？我们就以这个名义，所以只要拿到我们是亲属的证明即可。”

　　“我没有门路，你们应该更清楚如何打通各个关节。”记者把问题抛给了朱勤生。

　　朱勤生答应他想办法，他说：“主要是造假。”他将整个实施过程分作三个阶段。(见上图)

　　朱勤生是一个普通农民，信息并非畅达的他是怎么想到走卖肾赚钱这条路的？

　　据朱讲述，2002年办养殖场欠债9万元的他，偶然在电视中看到了一个外国男子为救治患病的爱女而卖肾的故事。于是，他狠了狠心，跑到几家大医院寻找客户。终于有一天，一个医生发觉他鬼鬼祟祟的行为，问他：“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问，使他不知所措，扭头就跑，到了楼道尽头看见厕所就进去躲了起来。在厕所，他获得一个意外惊喜，里面贴满了卖肾者留下的电话广告。于是，他也模仿着做了。后来，他就在家天天等待买肾人的电话。但没有一个人同他联系买肾。

　　“活体肾”供求有扩大趋势

　　尽管在记者采访的所有上海市医院和医生中，他们一致表示：上海市肾源(主要是“尸体肾”)绝对充足！医院足够供应肾移植需求；而且限制活体换肾或亲属供肾。但据国家有关权威部门统计，我国每年进行肾移植3000余例，而需求者达50余万人，肾器官移植供体严重缺乏，且质量上没有保证。

　　宏观形势下的肾器官移植供体严重缺乏，使国内“尽快为器官移植立法”的呼声此涨彼伏，其核心是在伦理、法律许可的空间里，如何保证数量足、质量好的肾脏移植供体。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忠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透露，在欧美国家，亲属肾脏移植病例已占肾脏移植病例的30%以上，日本甚至高达70%以上，国内则只有2%左右，而上海市还不足1%。但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肾脏移植，手术后排斥反应小、花费低、移植效果好，长期存活率高。

　　从“尸体肾”供体向“活体肾”供体的发展趋势，将给上海的肾脏器官移植带来新的挑战。2001年初，24岁的辽宁武县来沪打工青年孙某某，以“肖明”和“华山医院医生”名义，在一些网站陆续刊登刊发的“卖肾”广告，大肆诈骗外地“卖肾”者，最后被上海警方以涉嫌诈骗罪被逮捕。上海切断地下肾交易的决心，在全国走在前列。

　　法律漏洞“成就”地下肾买卖

　　既然有如此旺盛的肾脏“卖方市场”，那么上海市到底是否存在“买卖肾脏”的地下交易？

　　记者采访过医院和医生，都对此否认。

　　国家明文规定：严禁人体器官的买卖，但实际上默认了父母、姐妹、兄弟直系亲属之间人体器官的活体捐献。这为非法器官买卖留下了法律上的空白。

　　范昱说，亲属之间做活体肾移植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配型吻合；二是公证机构公证双方属于直系亲属关系；三是捐肾者自愿。直系亲属之间活体捐肾首先要开具“直系亲属”公证，证明其直系血缘关系。他还从医学角度说，界定肾移植双方是否冒名的最简单办法是看两人是否配型，直系亲属之间的概率是50%；一般人之间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间；而且，一般而言，如果两个亲属之外的人最终达到医学上的肾移植，完全配型只有几百万分之一的机会。两个陌生人之间偶然相遇，配型的机会更少，除非双方在医院化验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但还有一关是任何一个中国医生都不会怂恿、更不会直接插手这种私下交易———因为那是犯法的。

　　既然配型有25%的机会，那么“直系亲属”公证，作为最关键的一个关口，能否直接切断肾脏买卖双方“冒名顶替”的交易链？长征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叶朝阳说：“这很难说。”

　　上海市公证处一位公证员告诉记者，要公证亲属关系，必须由当事人双方带上身份证、户口本、父母结婚证、个人出生证明及所属地派出所的证明；必要时可能会派人调查。

　　但记者在上海市公证处自设网站上看到的一篇名为《法学家视野中公证·访谈录》的文章。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段匡强调，公证人追求的法律上的真实而非事实上的真实。他认为，事实上的真实是很难定性的，并且也很难界定其全貌……为了得到事实上的真实，公证人就必须调查取证，但是法律并没有赋予公证人调查权。既然没有法定的调查权，被调查人完全可以拒绝接受你的调查；退一步讲，即使被调查人接受了你的调查，调查结论在法律上也是没有依据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专家、清华大学民法博士薛文成也指出，公证提供的证据只有法律上的真实性，而不具有事实上的真实性。他认为，要求公证员核实公证内容的真实性，从成本上来说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公证员本身也没有这种义务。如果说交易双方私下成交后，到公证处办理公证，公证处只要根据双方的口头陈述和有关证明资料而出示公证。如果买卖肾脏双方提供给公证机构的前期资料及口述事实是虚假的，即使公证机构开具公证书，也不能证明两者的“直系亲属关系”；医生如果按照公证给两者做了换肾手术，在法律上是无懈可击的。

　　薛文成认为，要从根本上切断肾脏买卖的地下交易链，应给予活体换肾公证订立“硬指标”：核实换肾双方“事实上的真实”；其次，应从制度上要求医疗机构从医学技术上对换肾双方作科学鉴定，这就可以有效根除非法肾交易铤而走险。

　　按照法律规定，一旦发现器官买卖，不仅将对交易双方实行重罚，而且可能遭受法律制裁。(记者杜琛 实习记者王洪伟)（来源：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