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辰，在春节味渐浓的申城，火车站广场，一拨又一拨的民工兄弟，为了一个简单而崇高的向往———回家，在这里彻夜地等待，在这里快乐地守候。城市的目光，是否送去应有的问候和关怀？于是，寒风中的广场，出现了本报两位记者的身影。

　　上海，冬夜彻骨的冷。

　　火车站的广播里，隔一阵就会播放通知，两小时内上车的旅客可以凭票进站了。呼啦啦又一群民工兄弟扛着行李涌到检票口，那是他们归家的门槛。寒风吹得紧，回家的人们，通红的脸，在时钟向新年摆动的每一个区隔间，他们能闻到老家阳光的味道。

　　“啊，你们也到了！”身边爆发出一阵意外的欢笑声，原来是“两军会师”。一个村出来打工的兄弟，散落在上海各个工地，一整年没怎么联系，却在候车的大广场上撞见了。“一起走，你们是几号车厢？”大伙儿掏出车票埋着头核对着，孩子趁机松开了大人们的衣角，奔来跑去，像一粒粒快乐的原子。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在这个时段的中国发生着。要过年了，每天二十几万人从上海火车站这个道口踏上归程。之前，他们要经历必须的等待。那天，在零下一度的深夜里，我们和他们在一起。

　　站着，站着，会冻得似乎感觉不到双脚的存在。看表，我们才等了半小时。“我的车明儿大早三点钟呢。”安徽宿县的陈钦礼拽了拽衣领子，他和他的两个侄子要在寒风中守候整整10个小时。“为什么不能晚点来？”陈钦礼“嗨”了一声，掰着手指给记者算了笔账：他们的工地在奉浦，夜半三更哪儿找公共汽车？所以啊，只能下午就早早到车站“报到”。打车？那是想也没想过的事。“听说至少也得一百块，每天起早摸黑干10个小时，不吃不喝也得连干三天，哪里舍得！”嘿嘿一笑，在上海打了三四年工的陈钦礼好像很有发言权似地顺手往广场中央一比划，“我们都一样，等着回家。”在花坛边沿或站或坐，这支回乡的队伍有数千人，春运开始以来，几乎没有断流过。

　　谈话间，陈钦礼的侄子打开了被窝卷，四个老乡一起往里躲，一条大被横着盖，也算挡挡风寒。“后半夜还要冷，咱可不想生着病回家”。

　　扔在行李上的塑料袋里装着饼干、馒头或是馕，最后一顿晚饭谁都没打算好好吃，到了夜半特别饿，就把这些干粮再往嘴里塞。卖饮料的老阿婆满广场地转悠，兜售可乐和矿泉水的生意并不好。民工兄弟自备着茶水，灌满了事先预备好的空饮料罐。

　　都说“新年要有新气象”，回家的人们个个很“新”。休闲西装绷得笔挺，身上新买的牛仔裤没有一个皱褶，鼓鼓的行囊里还有新年的礼物。河南小伙子张玉贵羊年刚抱上儿子，那会儿在家没能呆上两个星期，就又赶回上海打工了。如今掐着指头算，儿子都快6个月了，还没亲过几口呢。这次回家，小张比往年更来劲，他悄悄拿出一个小猴背包，里面全都是图画书、小人书，还有给孩子听的CD。“我听你们上海人说的，小孩子多听音乐，长大了聪明！”“宝宝才6个月，你也太心急、太超前了吧。”张玉贵一脸认真样儿：“下次再回去的时候，孩子可就一岁半了，平日里照顾不到，就只能这会儿早做准备了。”

　　车站的广播又响了。张玉贵一个扑腾忙起身，背上行李，直往里赶。“来年见”，他嘴里招呼着，腾出一只手朝我们摆了摆，朝这个城市摆了摆，融入身旁那支大军，迎向家乡的阳光。

　　寒夜城市的广场，依然等待着，拥挤着，并且让人感动地———快乐着！本报记者陈瑜 诸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