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房子都敢拿来卖

　　晴冬的早晨，陈老伯和老伴在他们目前居住的临汾路二手房内，享受着从阳台灌入的阳光。尽管这是间10多年房龄的旧式公房，但老两口还是在靠近阳台的门前添置了一张躺椅。元月13日上午，陈老伯坐在这张躺椅上接受记者的采访，老伴则坐在他身旁的方凳上，阳光直射他们的背脊，让人看着都觉得暖意……但陈老伯此刻没有丝毫的惬意表情，因为眼前的生活随时可能离他而去。为了把这个美好的生活固定，陈老伯的一家已经和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纠缠了两年，直到记者采访的这一天，这间陈老伯已花费15万元积蓄的房子，还是别人的。

　　陈老伯和老伴原居住在虬江路附近。2001年10月，该地区被列入动迁范围。为方便日后就医，陈老伯和老伴选择了货币安置，希望用到手的约10万元补偿金，在闸北区的中小医院附近寻找房源。经过打探，他们在平顺路上的某房产经纪公司相中了一套总价约12万元的“一室半”。经过实地察看，陈老伯对房子非常满意，并在向中介公司支付了1万元定金后，与对方签订了《意向协议书》。

　　《意向协议书》的内容大致是：房款总价12．5万元，去除已支付的1万元定金，陈老伯应在签订正式协议、交付钥匙和办妥产权证后，分别补交9万元、2万元和0．5万元。当年11月28日，陈老伯和中介公司签署《房屋转让协议》后又支付了9万元房款。在正式协议中，中介公司答应在2002年1月1日前，为陈老伯办妥房屋产权手续。但当陈老伯在12月底向对方催问产权事宜时，该公司却以种种借口要求延迟办理产权手续的时限。

　　在陈老伯一家的多次催促下，中介公司总算在2002年1月中旬将房屋的钥匙交出，按照协议，陈老伯又支付了2万元房款，履行了协议中的大部分责任。中介公司的服务人员说，既然房子已经交付了，产权就不会是大问题，他们一定会加紧办理，要陈老伯放心。当年春节，陈老伯花3万多元对二手房进行了装修，但直到2002年3月底陈老伯和老伴入住新居，中介公司答应的产权证还是没有办妥。

　　位于临汾路的新居离这家中介公司很近，从此，陈老伯隔三岔五就要到公司去催产权的事情，但该公司总是敷衍。后经闸北区工商部门的介入，中介公司于5月15日提出：要么陈老伯马上退房，要么宽限2个月时间办理产权。

　　“如果提出退房，1万元定金将被对方拗断，何况已将旧房装修并入住。”迫不得已，陈老伯与中介公司签署了《房屋转让补充协议》，同意将产权办理的时限推迟到7月15日。但期限到达时，产权证仍无音讯，中介公司又和陈老伯签订了《补充协议》，将时限再推迟到2003年7月23日，并承诺如到期不能履约，将赔偿20万元。

　　2003年7月23日，陈老伯的数十次登门总算换来了中介公司的摊底：房子不是他们的，因为真正的房东不愿卖房，所以他们承认违约，同意支付20万元赔款，但款项要分批结算。

　　摆在陈老伯面前的现实，是一个73岁的老人无法承受的：由于真正的房东不愿卖房，遭受欺骗的他随时可能被房东赶出家门；按时下的房价，陈老伯现在的房子已经升值到了25万元，即便中介公司拿出20万元赔偿，他也无法再用这笔钱买到同样的房子；更何况，中介公司的潜台词还包括：现在还拿不出那么多钱！

　　陈老伯愤怒地向记者表示，连别人的房子都敢拿来当自己的卖，并且堂而皇之地欺骗他人长达两年，这样的中介公司为什么能在社会上继续生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陈老伯平生第一次踏进了法院的大门。他告诉记者，也许就在这几天，闸北法院的判决就要下来了，他希望法律能对自己的遭遇有个公平的裁判，更希望能见到“黑中介”的可耻下场。

　　在陈老伯家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位于平顺路上的这家中介公司，但这里的卷帘门已经拉下。周边群众向记者透露，由于纠纷重重，该中介公司已经无法在平顺路上继续“经营”，所以早就转移到他处另开门面。

　　每天新增8家中介

　　在上海，目前平均每天有8家房屋中介新开张，全市核准的房屋中介企业的最新数字已达10337家，从业人员大约已有2．7万人，2003年比上一年增长了34％。房产中介是一项低成本、高收益的新兴产业，一个门面、几张桌椅、一部电话就可以经营赚钱了，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短期获利，成为许多房产中介的经营目的。

　　在采访中，某区法院房产庭的分管庭长告诉记者，由于近年来房产中介类案件的数量激增，已引起了司法界的关注。因为房产中介在法律上属于居间行为，按照国家的法规，从事居间业务的企业应当具备一定的资质，由行业主管部门来实际划定，所以他个人认为，问题的核心就是“资质”。

　　“我希望你比较一下上海的旅游行业管理和房屋中介的行业管理。”这位资深法官给记者分析：这两个行业虽然同属于服务性行业，但旅游业提供的是休闲服务，服务标的额最高也就是数万元，除了人身伤害意外，就算服务出现问题，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失也仅仅在此范围之内；而房产中介提供的是房屋买卖居间服务，服务标的额几乎没有低于6位数的，如果出现问题，动辄就将造成消费者整个家庭的生活崩溃；所以，从行业性质上，后者理应受到更加严厉的管理。

　　但这位法官指出，目前上海的旅游服务行业虽然收费低于房产中介服务，可从业人员素质、服务制度保障、行业管理水平却远远高于后者。市旅委甚至还出台了“保证金制度”，要求所有旅行社拿出数十万元的保证金，由行业主管部门随时对权利受损的消费者进行“先行赔付”，结果有效地降低了旅游纠纷。反观房屋中介行业，不但入行门槛低，而且对人员、机构缺乏实质性的约束制度。特别是，房产中介服务还存在旅游服务行业不存在的客户资金管理的问题，从现有的“黑中介”现象来看，挪用、侵吞客户购房款的现象屡屡发生，就是钻了这方面制度的空子。

　　“如果没有市场的充分监管，就算依靠司法维权，法院有时也无法帮助受‘黑中介’侵权的消费者。”该法官告诉记者，目前所有的房屋中介公司都是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注册成立的，其对消费者签订的合同也是用企业的抬头出面，所以就算因侵权被诉，承担责任的也只能是企业，而且只能在其注册资本的范围内承担法律后果。也就是说，在一家注册资金30万元的“黑中介”里，任何委托其买卖超过30万元房产的消费者，即便被其欺骗，在法律上也最多只能获得低于30万元的补偿。普陀法院就曾有过一个案例，某中介人员在侵吞200余万元购房款后潜逃，十多名购房者分别状告其所在的房屋中介公司，但最终该公司以资不抵债宣告破产。结果是，这十多名购房者虽然打赢了官司，但上百万元积蓄仍然化为乌有。

　　政协委员声讨黑中介

　　也许是搞新闻工作出身的缘故，现任上海豪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市政协委员屠海鸣，对上海房屋中介市场的问题有着自己的判断。

　　近日，在向市政协提交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管房屋中介行为的建议》的议案后，屠海鸣又以业内人士的身份，向记者披露了目前房产中介的不良行为。其中包括：恶意欺诈，赚取佣金、差价；私设网点，无照经营；利用格式条款，暗算客户权益；随意租借经纪执业证书；编撰空头房源、虚张声势等。屠海鸣认为，不规范的房产中介不仅直接侵害了委托买卖房屋的顾客权益，还对投机“楼花”等炒作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二三级市场的恶性竞争中，客观上哄抬了二手房的合理售价，造成二手房价格“虚高”，又间接地损害了购房者的利益。

　　而市政协委员夏善晨则提出：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的房产中介？夏善晨认为，关于房屋中介市场的准入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更主动些，不可被动回避，要对投诉主动进行分类管理后制订法规措施，同时更严格地进行中介资格的审查。

　　眼下房产中介多如牛毛，正说明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不合理。章继浩委员的观点是，尽管有关部门在去年已出台了整顿市场的若干规定，比如：不允许中介商购房转卖等，但市场的反馈并不乐观，不少“黑中介”开始用亲戚朋友的名义来转卖房产，仍然游离在市场监管之外。所以，章继浩建议加快上海诚信体系的建设，才是打击“黑中介”等不法现象的“治本”手段。

　　“能不能在加强法规制定、资质甄别的同时，多考虑一点行业联盟或协会的作用呢？”屠海鸣希望自己的思路能够在会场上抛砖引玉，以多头齐抓的方式，对眼下的房产中介市场进行有效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