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宝马撞人案”疑云未散，在受害者极度失望及“还要在哈尔滨活下去”的恐惧之下，接受了肇事者“打发”他的8万元人民币，却由于舆论的干预而“私了”未了之时，又一起更为蹊跷的“私了”未了案浮出水面：1997年3月7日，辽宁葫芦岛市南票区居民肖国林因与邻居打架，被公安人员带至拘留所，但两天后肖“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已达7年。80多岁的肖母一次次到拘留所寻找儿子，一管教干部曾偷偷告诉她：“别找了，你儿子是被打死的。”而公安机关给她的答复却是“外出劳动逃脱”。2000年10月的一天，一份由葫芦岛市人大、市公安局、南票区人大和区公安分局相关领导签字的“协议书”送到了肖母手中，“协议书”中提出给肖家3．1万元的补偿，但要求其今后不再就此事上访。（见昨日本报Ａ15版）

　　如果说在“宝马撞人案”里，肇事者欲与受害者“私了”尚属一种“个人行为”的话，那么，“肖国林拘留所失踪案”里的“私了”却充斥着“权力意味”。公安局乃执法机关，人大则是执法机关的监督机构，当执法者把人“执”得“人间蒸发”了，监督机构不是就此质询前者的“渎职”，要求查办有关责任人，而是与前者联手，绕开法律“化公为私”，这算是怎么一档子事儿？

　　这里面至少有两点悖谬。

　　首先是有悖于情理。就算肖国林为打架而“畏罪”逃脱，拘留所承担的仅仅是失职责任，应不应向其家属赔偿还很难说，即使向其家属做出补偿，也应是受害者家属根据公安机关的“失职”事实提请国家赔偿，然后由政府有关部门确认并在处理了相关责任人之后给予支付。而现在，葫芦岛市两级人大和公安局撇开程序越俎代庖，且要求对方不再上访，究竟是何道理？

　　其次更有悖于法理。毋庸置疑，公安机关作为国家法律意志的执行者，向公民提出“私了”，本身就是在蔑视和践踏法律，甚至还是一种将公权力“私有化”的行为。此外，公安机关是靠老百姓养活的，其每一笔支出都应该明白无误，那么这3．1万元是怎么做的账？难道公安局的账目上还有“私了”一项？

　　“私了”，除了一般民事纠纷中法律所允许的“私了”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医疗事故致死患者，医院为息事宁人要求“私了”；矿工因煤矿违规死于非命，老板为破财免灾要求“私了”；幼女遭“禽兽教师”奸污，后者为掩盖真相要求“私了”……私了来，私了去，法律被“私藏”，正义被“私分”，受害者的利益则在交易中被人“私侵”。而与上述“私了”相比，执法机关和人大的“私了”，则更是直接将法律和权力视为“私利”，继而“私吞”、“私占”，而对待这样恣意卖法的“私商”行为，作为一个法制社会，又岂能与之“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