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谢慧敏 杨伟鸣 通讯员刘奎书 张雄 郭晖 黄跃华

　　年关将至，成千上万的民工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这个催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群体，有着怎样的生存状态，有着怎样的精神诉求……

　　年关将至，在各地的车站码头，挤满了肩扛大包小包的返乡民工。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怀着回家的喜悦，捂着一年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带着刻骨铭心的甜酸苦辣，行色匆匆……

　　辛苦了一年，他们中有多少人拿回了足额的工资，又有多少人是揣着欠薪的白条无奈地回家？过去的一年，他们在城市里经历过哪些艰难与困苦？对于未来，他们又有怎样的憧憬和希望？

　　记者与民工聊了起来。

　　欠薪，依旧辛酸的话题

　　9日，武昌火车站候车大厅。尽管手攥着从武昌发往娄底的站票，但湖南娄底民工李省一行人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每人还有3600多元的工钱没有拿到手。

　　李省是去年初被家乡的一个包工头介绍到安徽合肥一家装修公司做木工的，和他一起在这家公司打工的还有30多个娄底民工。

　　按约定，工钱为每人每天40元，年底结账。“年底，小老板（即包工头）只按每天30元给我们发了工钱，然后就说大老板（即建筑商）没有把钱全部给他，所以剩下的钱只能等过完年后再发。”李省无奈地说。

　　一人3600元，30个人就欠了近11万元，但李省却说，和往年比这已经算不错的了，“前年，我们每个人都被拖欠了5000多元，直到今年才全部结清。”

　　李省显然不属于特别不幸的那一群人。和他一起在安徽打工的同乡老刘，则倒霉多了，三年前曾有过辛苦做了一年工没有拿到一分钱的遭遇。

　　“那是广东的一个建筑公司，事情做完，10000多元的工钱一分钱没发，老板就消失了。我们找了半年也没找到，告也没有结果。不仅钱至今没有要回来，还白白贴一笔食宿费。无奈之下，几十个民工只好各自另谋出路。”老刘摇头道。

　　和这群不幸的人相比，在浙江台州一建筑公司打工的十堰民工江荣涛就幸运多了。他说，“我们公司的工钱都是年底结清，很少拖欠，我今年就拿了将近7000元钱。”

　　从1995年起就开始在外闯荡的江荣涛，对拖欠工钱有独到的理解：正规的大公司比私人小公司少拖欠、重点工程比一般工程少拖欠、沿海大城市比中小城市少拖欠。

　　江荣涛告诉记者，在浙江，过去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也普遍，今年政府对拖欠工资的企业进行公示，取消其招标资格，很多老板不敢拖欠了。

　　“其实这些老板都有钱，至少有办法筹到钱，只要有人给点‘狠处’他们看，这点钱是拿得出来的。”江荣涛笑道。

　　采访中，记者发现，像江荣涛这样能顺利拿到工钱的民工还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和李省他们一样，揣着一部分工钱回家，剩下的部分就指望来年再去找大大小小的老板结清了。

　　劳动合同缺失的苦涩

　　“合同，听都没听说过，我们都不签合同的。”

　　“打了15年工，只签过一份合同，而且连条款都没看清。”

　　两次走访火车站，询问七、八个在不同城市打工的民工，记者得到的答案惊人的一致：外出打工，他们几乎从未签过一份像样的劳动合同。

　　一群来自我省团风县的民工坦率地告诉记者，他们也很少会有人去找老板，要求签劳动合同的。

　　“不签合同，那你们的工资、医疗怎么保证？”

　　“那还不是老板说给多少就给多少，开工前都谈好了。”

　　“万一工资到时不给，你们凭什么找他们要？假如做工时出了事，你们怎么去打官司？”

　　面对记者的追问，大多数民工除了面面相觑外，只能补一句苍白的话，“要不，就只有去讨。”

　　劳动合同缺失带来的苦果，他们中很多人都品尝过。

　　一位在广东某建筑工地打工的民工告诉记者，由于没有合同，在公司，所有事情都是老板说了算。自己有一次因为天冷，跑到灯泡前取暖，结果被保安发现，双方发生争执。老板得知后二话不说，罚了他600元。

　　湖南民工李省打工的工地上，一个来自江西的小电工去年工作时不小心锯断了小指，公司却认为是小电工自己操作不慎受的伤，拒绝支付医药费。

　　荆门五三农场的老郑，自去年3月在武汉汉阳一家鞋厂打工至今，没有休息过一天。他说，“我们都是两班倒，没有双休日，老板不说放假没人敢休息。”

　　十堰的江荣涛自1995年外出打工，换过十几个岗，只有一家公司———温岭市二建公司要求他签过合同。“那是一家比较正规的公司。”江荣涛解释说。

　　撞击心扉的思念之情

　　纵然离家万水千山，隔不断的是那份浓浓的亲情。对于民工来说，最苦最累最脏的活他们都可以承受，但是那份魂牵梦绕的思乡之苦却令他们难以忍受。

　　说起在老家的父母亲，十堰民工江荣学眼睛里溢出了泪花。“我已经有一年没回家了，两位老人都快60岁了，身体都不好，哥哥和我们分了家，我和哥哥又都在外面打工，他们在家可受苦了。”

　　别看江荣学今年只有22岁，可他已有6年打工史。6年来，他跑过不少地方。从首都北京到深圳、上海、浙江，甚至西藏都留下了他单薄的身影。6年来的漂泊生活，已使他成熟起来，知道自己该承担起做儿子的责任了。

　　每年出门时，他最牵挂的就是父母亲的身体。“自己又没有技术，也没有关系，只能干别人不愿干的活，拿的钱又少，虽然想回去看看，但总舍不得啊。”江荣学说道。

　　去年10月份，老板为了节约，没有按规定给钢筋切断机安装防护罩，江荣学在工作时不幸把腿给刮伤了，当即被送往医院做手术。为此，他整整休养了一个月。在那段日子里，他发疯似地想父母和哥哥。当老乡要把他受伤的情况带信给他哥哥时，被他拉住了。“我不能让哥哥为我担心，我也是大人了。”

　　坐在一旁的哥哥江荣涛静静地听着，缓缓地说，“我何尝不想他们，只要一出家门就一年见不到他们了，想老婆的时候只能看看照片。后来我干脆把弟弟接到我这里，咱们一起打工，好歹有个照应。”

　　对于在外漂泊的生活，民工大都已习惯。但内心深处的思念之情，时刻撞击着每个民工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