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在新一轮的国资国企改革中，如何看待国企经营者的责任？在今年的上海两会现场，几位市人大代表就“问责”两字展开了一番争论。

　　市国资委主任凌宝亨代表在发言中说，在国企的要素分配过程中，设置了三条“高压线”，土地、房产评估增值和变现收入等三种收入不能用于奖励。代表们听了连连点头。

　　可在场的上海财经大学博导蒋洪代表却挑起了“刺”：“您在‘奖’的方面说得很好，但我们没有听到一个‘罚’字，没有听到对国企经营者如何问责。”蒋洪代表提出，要强化对国企经营者的问责机制，他建议，把业绩作为考核经营者的“硬指标”，列入评价体系。在考察国企经营者时，不仅要看他担任过哪些职务，还要看他担任这些职务时做出的业绩如何，看他办过多少实事。国资改革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

　　没想到在后面的发言中，来自上海社科院的张幼文代表唱起了“反调”。他提出，对国企经营者来说，已经出现了他们权力范围内承担不了的责任，应该要做的是“减责”。他说，在前不久专题调研时，发现一些经营者在企业现状不佳、需要改革求生存的当口犹豫不决。原因就是怕责任太重，担心会戴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他举了个例子，有一家企业，如果以低于国有资产评估价来改制，算不算国资流失？但如果按评估价算，对这家企业来说改制就改不成。

　　对此，厉无畏代表认为，争论是从不同角度对国企经营者的责任提出看法，有争论是好事，是代表们努力履行职责的表现。他认为，“减责”是为了“明责”，“明责”后才能加强“问责”。记者桂云林（来源：劳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