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琳来源： 中国青年报

　　西安市纺织城的卫恭运被火车撞死，其家属到铁路部门处理后事，被告知按照有关规定，最多只能给300元的救助款（详见本报1月12日A13版）。重庆井喷事故中遇难者补偿标准为每人8万元左右。在“宝马撞人案”中，被害人家属获赔9．9万余元。而前不久，央视某女主持人在酒店不慎坠楼身亡，其家属获得40万元的赔偿。

　　300元、8万、9．9万、40万，这些等量生命背后却数目不一的赔偿额度，让我迷惑不已：一个生命的消逝，究竟应如何作出赔偿。哲人说生命无价，然而于具体的争讼中，不管是和解还是依法裁判，都必须给出当事人一个明确的数字。在法律上，死亡赔偿的意义并不在于用这个数字去对逝去者做一精确的评价，而在于弥补生者因失去亲人而承受的损害和心灵创伤。

　　长期以来，对死亡赔偿的范围和计算标准，没有统一的规范可供遵循，仅有的几类死亡赔偿范围和标准也因法出多门，相互间差异悬殊。这既使得当事人尤其是受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在客观上又导致了司法腐败的滋生———混乱的适用标准在带给法官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造就了足以恣意弄权的空间。

　　较早且现在仍被广泛比照适用的死亡赔偿标准出现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办法》规定的计算方法为，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10年。而目前所采取的对生活费用的计算还仅仅停留在“吃”这一项上。至于同样见于生活中的教育成本、医疗成本等都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生活费用”之外。

　　这样的标准直接导致了对人命的低赔偿，而低赔偿所隐含的对生命的漠视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撞伤不如撞死”的现实造就了交通事故中死亡率居高不下；在高危生产中，一些企业主宁愿冒多死几个人的风险，也不愿意拿出巨额资金改造安全设施。

　　将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调整为“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之过去的“平均生活费”，在赔偿参数上有了明显的提高；赔偿年限也由过去的10年提高为20年。新的标准大幅加强了对相对弱势的受害人的保护，这种做法试图让法律跟上社会进步的脚步，无疑极具实践意义。

　　死亡赔偿制度必须树立对生命的敬畏，并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摘编自《中国青年报》1月14日 文/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