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接到高迁老人的电话时，他还远在广东的大儿子高跃华家，正准备与他们欢度春节，听说我们要报道“二战劳工幸存者”，高老不顾年老体弱，当天就踏上了返乡的路程。而记者经过近六个小时的颠簸，在约定的时间之前，赶到绩溪县水圳傍巷，与这位在日本有近两年劳工经历的老人共同走进60年前那段历史。

　　高迁老人今年已有78岁的高龄，但走路说话十分从容。由于是电话预约，记者刚走到门口，高老就起身迎了出来。

　　高老现在生活很美满。1946年12月从日本回国后，21岁的高迁就与小自己4岁的同乡汪观榴结婚，并育有一儿三女。子女们现在生活都很幸福。汪老夫人原在绩溪县链条厂工作，1979年提前退休后，由大女儿高雅宜顶职，现在大女儿都退休了。

　　结婚后，1947年高老孤身前往南京做生意。1951年回到家乡供销总社工作；1956年调任绩溪手工业管理局；1960年又调任铜陵工业局，1962年再次调回家乡，在手工业管理局一直工作到1981年退休。

　　随着与高老谈话的深入，60年前那一幅屈辱的历史画面逐渐在记者面前清晰起来。

　　探望哥哥不幸被抓

　　1942年3月，高迁从绩溪出发，去探望远在浙江渠州国民党86军部当工兵的哥哥。86军部当时属于非作战部队，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军队的后勤和作战时铺路、架桥。到了渠州，由于当时年龄太小——只有16岁，外面还经常有敌机偷袭，高迁也不敢随便走动，就一直呆在哥哥的工兵营里。7月份，渠州开始大战，86军部顿时一片慌乱，几千余人一下子走的走、散的散，哥哥也去向不明。会战大约持续了三四天，日军就进城了。事后高迁才听说，日军为了攻打渠州先后投入了7个师团的兵力，中国投入了12个军，战线拉得很长，从江西一直到浙江金华，战线纵横近千里。

　　会战一结束，86军营工兵基本上都回军营了，唯独不见哥哥的身影，是生是死无从知晓，高迁一下子陷入了无助的境地。

　　日军占领渠州后，到处拉壮丁。在高迁所在的军营就抓了3000多人。经过一天的清理集中，日军把他们划分成若干个小组，一个小组500多人。当天下午，日军就把这些小组分批遣散，高迁所在的那一小组被遣散到当地的“天灵寺”。在去天灵寺的路上，他看见城里狼籍一片，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到了城外才知道，自己在城里看见的尸体只是很少一部分。护城河里漂的尸体，密密麻麻，几乎盖住了整个河面。河水的颜色也由原来的清澈透明变成了血红一片，看得让人头皮一阵阵发麻。

　　到了天灵寺，日军调用了一个连的兵力把守。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几个拿着枪的日本兵，用枪指着人群叽里呱啦地大叫一通，估计是叫躺下。当时由于人太多、地方又小，每个人只好侧着身子睡。七月份的天气，500多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人贴人、背靠背，想把头枕在地上都很难。一整夜，只好把头在半空“悬”着。

　　第二天早晨，日军在外面架了一个大锅，里面放了一些皮蛋，还有别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煮成了一锅粥，大家每人喝一小碗，那就算是早饭。随后就被用枪押着去修飞机场。到中午日军不但不给水喝，连午饭也给取消了，并不断加大工作量，到晚上月亮升起来，回到寺里每人仍旧是一碗稀粥。

　　天灵寺原来是有和尚住的，因为打仗和尚都跑了。500多人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地方，臭气熏天。大概半个月后，飞机场修好了。日军又押着他们去清理街道，在街道两旁的墙上、树上到处可见乱七八糟的机枪眼。

　　一个月后，高迁所在的86工兵营的3000人又被转到一个叫“大陈”的地方。给高迁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地方有两个干涸的大池塘。3000多人就住在大池塘里，睡觉翻身都没地方，一天仍旧两顿。池塘外面用好几层铁丝网围起来，日军在塘埂上端着枪，24小时来回不停地走动。

　　池塘里有个天井，天井一边挖一个坑。左边一个坑当“厕所”；右边一个坑当“厨房”。高迁清楚地记得，当时由于天热没有水洗澡，加之自己又经常睡在霉烂的稻草上，结果头发都打成了结，还生了一身的疥疮。疥疮溃烂后，浑身散发着一股恶臭，引得苍蝇围着飞来飞去。高迁说：“晚上睡不着觉，就蹲靠在墙角，唯一能做的就只有两件事，第一就是挤脓水、捉虱子，第二就是等死。”

　　后来，池塘内出现了死人。两个池塘3000多人，真正能站起来干活的也只不过500多人。由于没有医药、生存环境又差，许多能救活的工友就这样被活活地给“耗”死了。起初是一天死几个，后来上升到一天几十个。死人在那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人死了，日军就用装米的麻袋一卷，扔到池塘外的后山上。随着死亡人数的攀升，日军干脆在后山挖了一个大坑，后来坑也填满了，于是就把尸体往那一扔，用树枝盖一下了事。据送尸体的人回来讲，经常看见有野狗在那啃尸体，白骨裸露，惨不忍睹。

　　在大陈，身体健康的人都被分派到外面修公路，体弱多病的都在池塘里呆着。冬天来了，每天死亡的人数还在加剧。高迁穿的还是夏天的那套衣服，唯一可以御寒的只有那些霉稻草。在池塘里住的工友中高迁是最小的，年长的工友趁着外出干活的机会，经常偷一些荞麦苗、采一些野菜回来煮给高迁吃。从而使得高迁成为活着为数不多的中国劳工中的一个。

　　随着思乡情结的加重，有一天晚上，一个工友偷偷地约高迁趁上工之机一起跑出去。高迁身体由于还没完全恢复，于是就告诉了自己家的住址，对他讲“如果你命大跑出去了，就把我的现况告诉我家人”。后来，他果真跑出去了，把高迁情况告诉家人后，家里自然是一片痛哭。相距这么远，家里也没办法只好听天由命。母亲就天天在家烧香，祈求儿子能平安归来。

　　1943年2月份，原本在大陈的3000多人，如今只剩下2000余人了。日军在给每人发一套黑土布棉衣后，就把包括高迁在内的这2000余人转押到了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在监狱里吃的仍然是一天两顿，饭盒是用木头做的，每次1／3放菜；2／3放饭。同年8月，高迁和另外800余劳工被押送到上海浦东，住在美孚汽油公司仓库。其余的还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后来就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了。

　　在上海，日军每天都抽调二三百人出去平整汽油仓库。1944年2月份高迁等300多人又回到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其余的近500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不堪回首日本劳工生涯

　　在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呆了2个多月的时间后，1944年5月份，日军从监狱里挑选了250个年轻力壮的人出来。当时谁也不知道去哪里，最后被送往南京下关登上了轮船。

　　高迁也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了，模糊的记忆中好像那艘船叫“××丸”号。心里是一片茫然，又不知道自己将要被送往何方了。上了船就被关在船舱里，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有一天，船舱盖终于被掀起来了，高迁走出来一看，眼前一切都变了。直到看到几个穿和服的女人，心里当时就咯噔了一下，心想这恐怕是到日本了。果然没过多久，同来的一名上海翻译就告诉大家“你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日本的下关港口”。听到这话以后许多人都伤心地流泪了，回头看看茫茫一片的大海，心里一阵辛酸，当时想这辈子恐怕没机会再回中国了。

　　上过岸以后，日军强令他们脱光衣服去洗澡，那是高迁被抓后第一次洗澡。翻译告诉他们，所谓洗澡也就是消毒。洗过澡后，他们被送到一个叫“伏木海陆运送社”的码头。

　　在码头的工作就是把从中国运送到日本的煤炭装上火车，运到哪里高迁也不清楚。干搬运工一天也只吃两顿，最后实在饿得不行了，就趁着日本工头不注意下海去捞海草，然后回来用一个破砂锅偷偷地煮着吃。

　　在伏木海陆运送社干了大概两个月，后来又转到北海道的韩管市。起初高迁只知道那个地方叫韩管市，并不知道是北海道，直到抗战胜利回国后从地图上才知道韩管市就在北海道。

　　在北海道干的也是码头工，而且监工非常残暴。日本人的一切指令都是通过那个上海翻译告诉给大家的。伙食方面比在伏木海陆运送社还要差，菜，就是一条猫鱼；饭，翻译告诉高迁，按照中国的斤两算，他一天吃的饭只有四两三。工作量太大，许多工友体力不支，扛着沙包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这一倒下去就再没起来了。有的工友死后身体瘦的只有八九十斤，腿和胳膊就像芦柴棒一样，额头上的青筋条条暴起。就那样每天仍然要扛上100多斤重的沙包，来回六七十次。

　　1945年8月份日本投降了，由于日本方面消息封锁严密，直到10月份，高迁才隐约从翻译口中了解到。12月份，中国国民党派船分批去日本接收劳工。当时去北海道的是一艘美国货轮，上船后，大家抱着36个工友的骨灰盒心情很沉重，心里都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归途中货船顺水顺风，经过4天多的漂泊船就靠近渤海港了。

　　上岸后，高迁与幸存的213个工友为他们死去的难友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追悼会。去时很多熟悉的面孔，如今都见不到了，人鬼殊途、阴阳相隔。更多的则是尸骨难寻、魂归大海了。

　　回国之后艰难回家路

　　从日本回国后，高迁与那213名劳工又被国民党用火车运往天津，住进了当时的“大学”，随后又被国民党军队编制在94军43师129团2营4连，国共那时正在打内战，高迁转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士兵了。进了兵营后，高迁马上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现状详实地告诉了家人。

　　在兵营过了3个月，由于自己思家心切，就找了个机会与其他6个人趁着晚上兵营看戏的嘈杂场面，偷偷地溜了出来。为了防止有追兵，当时每个人身上都别了几枚手榴弹。由于国共正在交战，时局很乱到处都有巡逻兵，高迁与其他6个人就顺着铁道一夜跑了四五十里，天亮了才知道自己跑到了河北省武清县。

　　到了武清县就找了一户农家安顿下来，当地农民对他们很热情。到后来才知道，那是为了“稳”住他们，尔后，那农民就从后门溜出去给解放军报信去了。不多久那位农民就领着几个腰别驳壳枪的解放军进来。在后来的谈话中，他们告诉说“愿意参加解放军也行，不愿意参加的就给送回家”，经过片刻的思考后，高迁与同行的另一位安徽籍工友决定“还是回家”。

　　在有了解放军的帮助后，高迁到亳县把红区用的边区银行的纸币兑换成了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因为从亳县往南就不再是红区了。在经过整整93天的风餐露宿之后，同年9月份，高迁终于回到了阔别4年之久的家。

　　到了家以后才知道，家里自从收到第二封来信后，就再也没有自己的消息，以为是死了。在家里宗族的牌位上把自己的灵牌都给供上去了。

　　……

　　60年的历史就这样一晃过去了。中国解放后高老生活很幸福美满。“那么多年过着非人非兽的生活，能活到现在生活这么安定，全靠政府的好政策”。但是随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日本政府对当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拒不悔过，老人被激怒了。“生存就是战斗，活着就是最大的证据，日本政府千方百计巧言诡辩，妄图掩盖事实的真相、欺瞒世人，这在道义上是决不允许的。希望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还历史以本来”。

　　文／实习生 陆慧敏 本报记者 万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