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人”暂别“海江”

　　记者昨天获悉，上海海江医院与开心人大药房现在正分头寻找“新对象”，平价药房进医院的时间表、路线图顿时变得模糊起来。据称，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医院仍然难以割舍药品这块利润大头，而平价药房的低利润又无力弥补医院的“损失”。

　　一次欢天喜地、你情我愿的“联姻”，却因为一段难以捉摸的“以药养医”情结，在短短2个月后就将走到尽头。现在看来，开心人平价药房当初进军民营海江医院，仅仅是一次试验。

　　去年11月，上海首家经济药房“开心人”与民营海江医院开始协商合作，并签订了“优势互补”的意向书———引入“开心人”，“海江”不再设药房，从此海江负责“医”，开心人负责“药”。一时间，引来不少市民赶到海江医院，询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在医院里就买到平价药”。

　　然而，就在双方紧锣密鼓地商讨具体细节时，突然发现“优势互补”这一合作初衷，实在很难实现———

　　开心人大药房董事长刘俊杰说：“作为药房，自己的所有利润自然来源于药品销售，而‘开心人’卖的都是低价药品，利润本来就很低，不可能进了医院就卖高价，然后把利润补贴给医院。而医院方面对此要求太高，我们无法满足。”

　　海江医院施院长也颇感无奈：“作为医院，虽然决心迈出‘以药养医’的旧圈，立志走平价之路，但药品收入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占据着医院收入的大头，现在如果单靠挂号费、诊疗费，医院恐怕难以维持生计。因此，我们必须得到药店的支持，将药品的部分利润返还给医院。”

　　说到底，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以药养医”。平价药房无法理解：既然你负责“医”了，利润当然从“医”那边来，为什么还要用“药”来养你？医院也苦恼：长期以来，我们的“医”并不真正体现价值，更无力养活医院，现在岂能一下子割掉“药”的利润？

　　对于“开心人”与“海江”的分合案例，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还算不上真正的冲击医药分开，而类似以“利润”为纽带的合作，上海已有先例。

　　据上海公惠医院院长彭剑明介绍，两年前，该院药房名称改为“上海医药雷允上公惠医院药房”———所有西、中药分别由医药股份公司和上海雷允上药业公司采购和进货，全权管理，医药公司则每个月按零售总额返还给医院一定的利润，同时承担医院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及社会保险费。此举一方面减少了多层次流通带来的成本浪费，降低了药价，另一方面有效打压了药贩子的活动空间，防止医生虚开、多开、高开药品。

　　期盼医院药房降价

　　尽管上海“医”与“药”的第一次剥离、重组尝试接近失败，但人们依然关注着医院药价———如果平价药房进驻医院暂时还行不通，那么医院能不能通过各种途径降低药价，给病人更多实惠？

　　75岁的黄连国老人，家住静安区，却每隔两个月就要换3辆公交车去一次位于杨浦区的平价药房，按照医院开出的药方买药。他告诉记者：处方药仍然在医院配，因此看病的大部分开销仍然用在医院，但现在医院里的药价真的有点高，对于每个月三分之一退休工资花在药费上的自己，负担真的很重，如果医院里的药价和外边药店差不多，自己也就不用跑这么远的路了。

　　家住黄浦区的陈老伯身患老年痴呆症，需要长期服药控制病情。他的女儿发出“药店中的药真的比医院便宜”的感慨———当初她带父亲到某三级医院看病，医生开了美多巴、泰必历等三种药，在医院里配药需700元，而在药房里买药发现这些药品仅需500元，一个月就能节省200元。现在，她依然带着父亲每隔两三个月就到医院报到，不过一看完病就马上走人，带着处方到医院外面的药店买药。

　　记者近日走访了几家平价药店，发现“处方外带”的情况确实日渐增多了。仅“开心人”一家，最近平均每天可拿到10张中西药处方，以抗生素、进口药和白蛋白等价格比较昂贵的药品为多，而且处方露面的频率正与日俱增。

　　现在，虽然将医院处方外带的程序复杂化了，但是不少病人仍然乐此不疲，尤其是慢性病病人以及自费看病的病人。许多市民感叹，如今药店里的药价越来越便宜了，可是医院药价依然居高不下，如果在医院里也能用上平价药品，那么医疗费用就能降低很多了。

　　不少业内人士坦言，医院药价降不下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走不出“以药养医”的旧圈。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市政协委员洪建国就指出，目前国内医院的“无形”服务费用显然偏低，他说：“事实上，目前大多数医院药房的药价中含有‘非药价’的部分。长期以来，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收费相比理个发、看场电影的支出，已算很低了。要改变这种长期形成的以药养医的局面，恐怕还需要时间。”

　　政协委员谈医论药

　　众多市政协委员不但关注药品的降价问题，还关注药店的管理问题，不少委员还专门就这方面提交了提案。

　　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的葛均波委员在提案中称，平价药店使居高不下的药价下降，但这些药店对抗生素类药品的经营情况使人担忧，监管部门应严格控制药店的抗生素经营。来自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张皙委员递交了《药品降价之余，管理必须加强》的提案。

　　上海塑料制品公司总工程师、市政协委员杨大安说：“我认为上海像‘开心人’这样的经济药店还太少，这些药店越多，医院药房受到的冲击就越大。目前在医保资金很紧张的情况下，以药补医、以药养医的做法很不合理。我建议：医院应该借鉴高校后勤社会化的经验，将药剂科从医院中剥离出来，使医院从大量的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医疗。组建后勤卫生集团，通过政府大规模统一采购来降低药价。至于药价降了之后，有人担心药品质量与管理问题，我认为这是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对制药企业监管的问题，是生产领域的问题，而不是流通领域的问题。我所有的建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医务人员一定要从以药补医、以药养医的经济问题中解脱出来，把精力集中到医疗上来，只有医务质量提高了，群众才能得益。”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市政协委员王龙兴说：“不但老百姓有降低药价的愿望，政府也有这个愿望。在降价问题上，我认为需要注意两点：首先要考虑保证药品的质量，其次，制药企业要有微利，没有利润就难以投入研发，目前国外大型制药企业投入药品研发的资金占销售收入的15％以上，而国内企业研发投入明显不足，这也是造成国内产生大量仿制药，缺少原创药的重要原因。整体上讲药品还有降价空间，但必须看到，这种降价空间是建立在各地制药生产成本不一、仿制药与原创药差别的基础上。”

　　对于平价药房进医院的问题，王龙兴这样分析：这是一个系统改革，既包括三医联动改革，又有流通流域的改革，更需要普通市民用药观念的改变。要解决医院的补偿机制问题，要逐步调整医保目前“包得太多”的状况。

　　仁济医院院长、市政协委员范关荣认为，医院药价问题也涉及医保问题———谁来为医保买单？如何避免目前国内医保资金被浪费的现象？新加坡等国已实现“大病医保”，医保主要是针对大病，小病基本由患者自己负担。但这种做法在国内还难以实行。首先，长期以来政府包得多，大多数人观念上还转变不过来；其次，部分收入较低的人还难以适应这种转变；再次，前些年的退休职工，没有社会积累，成为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医保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去年底实行的医保分类给付，就是向这个方向的迈进。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市政协委员洪建国说：“我认为目前药价确实还存在降价的一定空间。不过，因为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既有治疗作用，也有毒副作用，不像买来的衣服不合身可以脱下来。要平抑药价，国家须有指导价，但目前的指导价不公平，比如原创药与仿制药没有分开，不同标准的药在价格上没有细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