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500个在京务工的外地民工终于拿到了被拖欠两年的工资。在电视画面上，在报纸刊发的照片上，民工们满怀喜悦地从法官手中接过自己的血汗钱，流露出激动、感谢甚至惶恐的心情，这样的场面令人动容。

　　与以往的清欠案例不同，这次发生在北京的大规模追讨行动是以法律为武器的。在民工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全国首家“外地施工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站”伸出了温暖的手，他们依据法定程序向司法机关申请了法律援助，由律师全权代理追讨工钱的诉讼，经过长达一年的一审、终审和强制执行，终于从建设单位追讨到了大部分工钱。“法律援助”这个陌生的、令民工可望而不可即的新鲜事物，在清欠活动中显示出自己的独特力量，救助站的律师们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不仅维护了民工的合法权益，也向民工们证明了法律工作者的高尚情怀，同时维护了法律的公正与权威。

　　我们看到，通过法律援助追讨民工工资历时漫长，诉讼背后的艰难也不难想象。如果不是清理拖欠的大环境十分有利，这桩诉讼案能否及时执行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与此相比，政府干预在清欠活动中就有力得多，只要是政府官员或职能部门发话，建设单位和总包方在清理拖欠时就十分“积极”，民工工资发还的“时效性”也非常明显。然而，政府干预毕竟是一种辅助性的行政手段，用行政手段解决工资拖欠这样的经济问题，多少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此外，行政干预的覆盖面也很有限，不少拖欠事件还很难摆到政府机关的桌面上去。

　　从法治社会的立场看，诉讼、司法援助和救济应该是民工追讨工钱的正当和主要手段，但是，要想让这个手段彰显自己的力量，还需要更多法律工作者的努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