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著名英国科学周刊《自然》（Nature）“专门为中国研究人员撰写”了一本中文增刊，取名《中国之声》（China voices）。这是继2001年出版“自然科学进展特刊”——《腾飞之龙》后，该杂志第二次为中国科研开辟“专场”。这一特殊待遇，被《自然》周刊总编辑菲利普·坎贝尔博士称为“史无前例”。

　　    《中国之声》共收入了8篇有关生物医学、农业、纳米技术等学科的前瞻性文章，以及关于中国文化和科研体制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文章作者由10位美籍华裔科学家和2位中国科学家组成，他们在中西方文化间成功架起了一座桥梁。

　　    享誉世界科学界的《自然》杂志为什么会如此垂青中国？坎贝尔代表编辑部在《中国之声》卷首语中这样回答：几十年来，《自然》杂志的同仁多次访问中国的实验室和其他机构，他们“对自己与中国科学家保持接触的历史感到自豪。”大家认识到，“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一个主要经济力量。”更重要的是，“Nature曾发表过来自中国的非常优秀的科研成果，而且发表的频率越来越高。”

　　    

　　    记者任荃报道

　　    本报讯 《中国之声》的出版无疑是对中国科研一次极大的肯定与鼓励，但它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何中国政府对科学研究投入巨大，但中国尚未充分发挥其科学潜力？为此，《自然》杂志特邀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教授蒲慕明，美国康奈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系教授吴瑞等美籍华裔科学家为中国科研“号脉”。

　　    在国内，类似“填补空白”的科研评语通常被认为是很高的赞誉。但蒲慕明认为，如果研究方式总是沿着现有的思路和与西方相似的模式，将导致不利的竞争地位。偏离主流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科研方向是需要时间的，也需要科学家和科研行政管理者的耐心和坚持。与主流学术圈的相对孤立，可以有更多空间去独立思考，并开辟独特的科研途径。

　　    怎样才算一个产出率高的生物学家？在美国从事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50余年的吴瑞所持的标准是：过去10年内在影响因子为2或以上的研究杂志上发表至少8篇科学论文，同时至少有一篇研究论文发表在影响因子为5或以上的杂志上。

　　    那么国内合乎这一标准的生物学家有多少？吴瑞在参阅有关统计资料后估算，只有500位左右。而在美国，这一数字超过40000人，其中仅华裔生物学家的数量就超过3000人。

　　    在他看来，妨碍中国科学家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研究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基础科研经费投入不足；科研项目评审制度及分配经费的体系不尽理想、多数大学的教育体制不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创新性等。“由于经费支持强度较低和支持时间短，大多数科学家只能选择易于获得研究结果的科研项目。而这样的研究工作一般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这样做的结果是，绝大多数论文发表在国内杂志，只有极少数发表在高影响力的国际杂志。即使有些在国内发表的研究论文有新发现，但通常因国外学者无法阅读而极少被引证。

　　    “公开、坦诚的交流将使许多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友谊性的聚会，而是使人受益的学术活动。”在蒲慕明眼中，中国的学术交流中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学术批评。对于学术批评的态度也反映在学术论文向国际刊物投稿的问题上。虽然审稿人的批评性意见初看起来似乎不大公正，或是怀有敌意，但我们应该把这些评语视为提高工作质量的建设性意见。当稿件被拒时，应该去反省工作中的不足，回到实验室做更深入的工作，而不是不稍加改动就寄往另一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