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略发展研究所所长高志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时捷报道 “现在中国的陆地边界谈判工作已经进入‘收官’阶段，仅有中印边界的一段还在谈判中，中俄边界东西各有一段划界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但是人们容易忽略的一点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漫长的海洋边界至今没有完成任何划界工作。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略发展研究所所长高志国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此概括中国边界问题的总体形势。

　　高志国对本报记者说：“中国的所有领海，从北至南，每个都有边界争议，每个都和别国海域重叠，和每个海上邻国都有争议，50多年来每个争议都没有解决。”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印划界谈判的推动和完成，中国边界工作的中心将从陆地转向海洋，一个比陆地更加复杂和棘手的领域。

　　利人不利己

　　有意思的是，新中国政府自从1972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来，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正式亮相，行使自己的权力就是参加1973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这一会议一直谈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订。

　　虽然中国当时的态度相当积极，但是毕竟外交经验有限，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中国政府提出了几个原则：“反对霸权主义、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实践证明，这些提法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损害了中国自己的利益，一位研究海洋问题的专家不无遗憾地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如果我们国家现在参加这样的谈判，最后得到的很有可能不是现在的结果。”

　　如果根据1958年的联合国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的规定，大陆架的判定遵循的原则是“大陆架是一个国家陆地的自然延伸”。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和日本在有争议的东海大陆架的主权要求上是占优势的。因为从地质学上讲，东海在靠近日本一侧有一条海槽，客观上造成了日本的大陆架很短。因此中国要求的大陆架划定一直是以这条海槽为界，而不是日本提出的“以东海中心线为界”的划分方法。

　　但是中国在1973年以后的谈判中，一直站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边，要求改变此前对大陆架“可开发性标准”(一国的大陆架边界可以延伸到自己可以开发的区域为止)这一明显对发达国家有利的提法。最后，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确立的是“200海里标准”，即不考虑自然地理的情况，各国海岸以外的200海里都可以划为大陆架。在中国和日本的争论中，中国一下就落入了不利的局面，不到400海里的东海海域出现了两国海域重叠的局面。

　　海洋划界：中国处境尴尬

　　中国从北到南的“四海”中，除了渤海毫无争议是中国的内海外，北黄海和朝鲜有争议，南黄海和韩国有争议，东海和日本有争议，南海和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有争议。实际上，这些海洋上的争议集中出现是在60年代末。当时由联合国牵头组织了从黄海到南海的一次科考活动，其中一位美国科学家对东海和南海丰富的自然资源惊叹不已，在后来出版的书中称呼这一海域为“第二个波斯湾”，这一名词不胫而走，在当时的东海、南海周边国家引起轰动。自此，日本、越南等国对此前从无疑义的中国领海纷纷提出主权要求。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纷纷出兵抢占南沙群岛的岛屿。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首次出兵南沙时，所有自然条件较好、面积较大的岛屿都已经被东南亚国家瓜分完了。

　　现在，南沙群岛的岛屿中，越南占了30个左右，中国大陆仅占8个小岛，中国台湾占了太平岛。关键问题是，现在的南沙群岛已经陷入了和钓鱼岛相似的尴尬境地：中国的领土主张主要依靠历史证据，虽然从国际法来说，早期领土获得可以通过“先发现、先占领、先使用”的原则，但是如果有别的国家长期占领控制，这在法律上对原属国的主权要求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和挑战。

　　因此，日本在钓鱼岛上设立灯塔、马来西亚在南沙群岛上修建机场开发国际旅游项目等行为，实际上是通过各种手段确立控制权。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略研究所贾宇主任认为，别国对这些岛屿实际控制的时间越长，情势将会对中国越不利，这也是这些国家对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置之不理的一个原因。记者得到的消息是，尽管2002年各国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严格遵守这一宣言、没有扩大军事活动的只有中国一个国家。

　　反思我们的策略

　　尽管问题重重，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成果。1月13日，高志国刚刚从海南博鳌赶回北京。他在那里举行的第三届“海峡两岸南海论坛”上说，“经历了2003年的诸多事件，这个论坛仍能如期举行，说明海峡两岸在南沙问题上是有共同利益的，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有共同的历史和前途。”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全国人大首次派人参加了这一民间发起的两岸学者交流活动。

　　在高志国返回北京的同时，中国石油总公司的两位副总也刚刚回到北京。他们此行是去划定石油开发区域的，因为2003年底，中国和菲律宾刚刚签署了共同开发南海的协定。这一协定被高志国称为“中国建国以来在海洋划界问题上的首次实质性突破”，自2002年3月起，中菲两国就对这一协定开始了秘密磋商，历时两年终于达成了共识。中国政府无疑热切地期待这一“中菲模式”可以推广到与别的国家的商谈中，“虽然中国政府很有诚意，但是比如越南这样的国家就是不跟你谈共同开发的问题，‘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政府手中可打的牌并不多。”

　　事实上，中国学界已经开始反思“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这一原则没有用的时候怎么办？”成为中国海洋专家探讨的一个问题。由于海洋问题的复杂性，解决这一问题也许将远远超过划定陆地边界的时间。成熟的中国已经不会再为某些“主义”放弃国家民族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