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背景

　　最近一段时间，一位操着山东口音的科学家多次应邀在电视上讲解美国“勇气号”登陆火星的情况，他就是中国“双星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我国磁层物理学术界的带头人刘振兴院士。

　　1月11日，在北京刘院士的家中，记者有幸采访了刘振兴院士。

　　核心观点

　　●“2006年，我们会发射绕月球探测卫星，但这是被逼出来的。”

　　●“我提出的‘双星计划’，是碰上了好机遇，就像这儿有一盘棋，就空着两个地方，我赶紧下上这俩子，这盘棋就活了。”

　　●“你觉得航天、空间物理太深奥和老百姓没关系？现在打的手机，出门先看天气预报，都是由卫星提供的。”

　　很早提出“火星探测计划”

　　记者：听说您很早就提出过中国自己的“火星探测计划”？

　　刘振兴：那是1995年，我就写了一本《我国开展行星(火星)探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报告》，里面对美国、俄罗斯及我国的空间探测情况都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也提了一个火星探测计划，可这个计划并没有被列入国家规划，只是“研究研究而已”。

　　记者：那现在国家制定火星探测计划了吗？

　　刘振兴：中科院学部正在制定规划，其中建议，希望能在2020年前实现绕火星卫星探测计划。火星每运行26个月是一个“火星年”，因为那会儿它离地球最近。今年就是很特殊的一年，恐怕是一万多年来火星离地球最近的时候了，所以美国和欧洲一连发了三颗探测器。而到2018年，火星也将离地球最近，我们选择在那一年发射绕火星探测卫星，成功把握比较大。但这一规划只是中科院学部提出来的，还没有正式列入国家规划，列入国家规划就算数了。

　　记者：中国什么时候能登上火星呢？

　　刘振兴：发射绕火星卫星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发射无人软着陆登陆器，就像美国的“勇气号”和“机遇号”；第三步是登陆器能够采集到标本并返回地面；第四步才是载人往返式飞船，后面每一步都很艰难，你总不能把宇航员扔到火星上不回来吧。2020年前只是有可能实现第一步，至于什么时候能登上火星，现在连提都没人敢提出来。

　　载人飞船上火星很难

　　记者：这次“勇气号”成功登陆火星，是不是离载人飞船登上火星不远了？

　　刘振兴：上载人飞船很难的，除了要有绝对能成功的返回技术，宇航员也非常难选。杨利伟只是在400多公里高度的太空遨游，但杨利伟是从1000多个驾驶员里选出来的，培养了整整10年，10年！10年前，就有1000多个飞行多少年以上的驾驶员参加选拔，后来挑出来14个，这些人再进行强化训练，有关卫星发射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事都要进行训练，在加重实验中，有的人鼻子都歪了。培养了10年，最后14个里留下了3个，但还是没人知道他们三个谁会选上，直到临发射前一天，才把心态波动比较大的换下来，最终确定了杨利伟，因为他在发射倒计时时脉搏也只是比平常快了几次而已。

　　记者：那宇航员在载人飞船上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对身体损伤很大？

　　刘振兴：宇航员在飞船上非常难受，除了要穿着很厚重的宇航服，而且一直处于失重状态，人得绑在座位上，吃饭、喝水都不往下走。杨利伟只是在400多公里的高度，要是到月球或者火星，人就更难受了。杨利伟在走出飞船后，就马上送去医院做全面检查。

　　2006年完成登月第一步

　　记者：总有人敢提出中国什么时候能登上月球吧？

　　刘振兴：登月计划早已列入国家规划，而且登月计划的第一期工程已经开始实施了，我们计划在2006年完成登月第一步，把绕月球卫星发上去。这是被逼出来的，印度已经宣布2007年发射绕月球卫星，他们的技术力量挺强，我们必须得赶到前面去，现在时间已经很紧了。

　　记者：那您预计中国什么时候能登上月球？

　　刘振兴：2006年发射卫星成功，大概在2020年就能登上去。

　　记者：您倡议的“双星计划”，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

　　刘振兴：你觉得航天、空间物理太深奥和老百姓没关系？现在打的手机，出门先看天气预报，都是由卫星提供的。我们平常看到的暴风雨、冰雹这些恶劣天气，都可以叫“空间风尘暴”，而且这些“暴”对各种气象、通讯、导航定位、资源、遥感卫星以及载人飞船、宇航员都有破坏作用，像通讯信号不好，导航定位不正确等等。这些“暴”的产生和很遥远的“太阳风”有关系，摸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做出物理模型，准确地预报它。

　　“双星计划”关乎百姓生活

　　记者：听说您经常把“双星计划”比喻成一盘棋，就差您下的这俩子？

　　刘振兴：对，20世纪90年代欧洲就已经发射上去四颗卫星，但都离地面太远，和地球关系不大，我现在给它加上俩子，都离地球很近，一颗围着赤道转，一颗围着两极转，就能把他们测量到的“太阳风”数据用上，然后用到测量地球上。我碰上了好机遇，就像这儿有一盘棋，就空着两个地方，我赶紧下上这俩子，这盘棋就活了。

　　记者：很想问一句，那天您在西昌看着“探测一号”升天，当时您想什么？

　　刘振兴：那一刻，我高兴自己的“孩子”生下来，但我更忧心忡忡了。

　　中国还是国际第三

　　记者：中国和美国、俄罗斯等航天技术发达的国家相比，到底差距有多大？

　　刘振兴：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排在国际前列，但空间探测技术比较落后。美国早就登上月球，现在要登火星了，中国还在400多公里高的地方遨游，你说差距有多大？都说中国在国际上排老三，实际上不管被第一、第二落下多远，中国还是第三，因为后面没有了。

　　记者：中国以前不是成功发射了不少卫星了吗？

　　刘振兴：那几颗只是所谓的科学探测卫星，都是卫星。火箭上有什么条件，我们就凑合着上，不是为了科学探测设计，而是看还余着多大的地方，供耗上还有点能量，能上啥就上点啥，是“就汤下面条”。不过“双星计划”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它从水平不高一下子跳跃到21世纪初期的国际水平了。

　　新闻链接

　　双星计划

　　全称“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是中国与欧洲合作的第一个科学探测卫星项目。“双星”主要包括赤道卫星(探测一号)和极区卫星(探测二号)，它们将与欧洲空间局发射的cluster2四颗星进行配合观测，实现不同区域同时探测，形成人类第一次地球空间的6点探测。这也是我国航天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空间科学探测计划。

　　人物档案

　　刘振兴，山东昌乐人，曾就读于山东大学(一年后转入南京大学气象系)，后留京工作，现为中国“双星计划”首席科学家、我国磁层物理学术界带头人，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1995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曾在1995年提出中国自己的“火星探测计划”。

　　采访札记

　　家乡的风筝最美

　　很难想象这位74岁的老者竟是中国航天界的“领头羊”，花费4.3亿元的“双星计划”在很多项目上可以由他“一语否决”，这是因为老人太热情也太随和了。当他从电话里听说记者专程从老家赶来采访他时，刘振兴院士坚持要到胡同口去等着，因为他怕记者找不到家门。在刘振兴的带领下，记者终于走进了保卫严密的院士楼。

　　刘院士是典型的山东人，在北京呆了好几十年，反而把一口山东潍坊话练得更标准了，而且是大嗓门，离着老远都听得见。一见家门，刘先生先用他的大嗓门把正在午睡的老伴喊醒了：“我的小老乡来了！

　　我的小老乡来了！”老伴急忙从床上爬起来给“小老乡”倒茶，刘振兴则兴冲冲地跑到厨房去洗苹果。刘院士甚至连对着记者抽支烟都颇不好意思，连连解释：“我这是玩呢，不吸进去，吹烟。”

　　老人的院士楼有160多平方米，只住着他和老伴、外孙女三个人，屋里到处都摆满了极其枯燥的专业书。记者对这位名副其实的“科学家”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刘振兴把手一摆，“和正常人一样，但是不买菜，买回来不是嫌贵，就是嫌不好。”记者问：“您看不看电视上报道的‘勇气号’登陆火星的事？”回答却出人意料：“不看，我只看没艺术的东西，最好是笑话，我看电视是为了放松和转移。”

　　记者后来又去刘院士的办公室转了转，办公室墙上挂的不是太空图，而是一只硕大的风筝，后来才想起，这是老人家乡潍坊的标志。

　　每当刘院士看到这只风筝，他的神情就会格外慈祥。

　　文／本报记者 张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