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的文化有自己的风格和气派。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在文化方面就谈不上“文化竞争力”，充其量是“文化追赶力”。

　　本刊记者郭宇宽发自北京

　　当文化成为竞争力

　　《南》：最近我国高层领导在各种场合开始谈论一个话题“文化竞争力”，而在我印象中，过去的提法是“精神文明”或者“精神文明建设”，您认为这两种提法的差异体现在哪里？

　　王：我觉得过去我们政府倡导的“精神文明”主要讲公共道德问题，是相对物质文明来说的，和我们今天谈“文化竞争力”有很大差异。文化竞争力这种提法在我看来更反映了一种国际性的宏大视野，它是和经济竞争力、军事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相对应的。我们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首先是科技并轨，我们有中国哲学，没有听说有什么中国化学。第二步是制度并轨，我们现在也开始提倡民主选举，我们还加入了WTO，当我们已经注意到当科技、制度的并轨，第三步是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我们的文化抉择，也就是我们的文化战略。

　　《南》：记得你曾用“魂不附体”一词来形容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文化。那么我们今天不仅“师夷长技”，开始提出在文化方面也要参与竞争，能否看作是民族心态逐渐成熟以后，又开始找回文化自信心的过程？

　　王：对，所谓竞争力就表明不仅自给自足，自我欣赏，而且要勇于和他者相比，同时在本土文化的特殊性中找回自信。我们中华的文化有自己的风格和气派。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在文化方面就谈不上“文化竞争力”，充其量是“文化追赶力”。

　　《南》：很多国人关注文化竞争力似乎是受到“好莱坞模式”和其影像产品的刺激，提出把“本土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把文化商品化，产业化把文化变成钱，“把文化变成效益”，你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王：这种提法就好像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冲刺的速度谋求短期效应。包括为了迎接政治节日，搞献礼工程往往属于此类。这种行为不管以什么名目，背后的动机都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因素。我不知道曹雪芹的作品是不是搞文化产业搞出来的。我们也要承认把文化产品市场化，包括创作娱乐化，有部分合法性，也迎合了一部分人的需要，那种运作机制我们学起来也很快。但真正高层次的东西它满足不了，它不能把文化变成一个民族的灵魂内核。我们追求实质性的“发展”和“进步”，除了经济增长之外，最重要的应当是文化发展和公共空间的有效交流性。

　　《南》：目前一些地方比如广东就提出要建文化大省，我刚到浙江一个挺富裕的市，市委书记递来的名片上面印着“向文化大市迈进”。不知什么时候政府开始兴起文化热了，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王：我觉得至少提出建文化大省是中国地方领导人变聪明的表现，他们认识到一个地方不能变成被人瞧不起的没有涵养的暴发户，人毕竟不是简单的经济动物。但这种努力最怕变成简单的标语口号和形象工程。

　　精英们的呼吸与文化气候

　　《南》：我想建文化大省不仅仅是行政指令，资金投入的问题，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投入以外，什么样的制度土壤能够滋养文化？如果把建文化大省的口号放大到要建文化大国，我们在宏观层面该做哪些方面的制度准备？

　　王：确实目前有很多地方把文化建设误读。文化建设不是今天修个博物馆，明天修个音乐厅、大剧场，自己没有东西，三天两头请别人来演出一下，好像办个跑马场，很热闹，但没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东西，光有硬件是不够的。从微观来说，还要有细水长流的文化扶植政策、文化奖励机制，这方面不能靠领导，领导过两年就调走了。我认为外国通行的基金会的形式比较好。

　　《南》：你谈到呵护文化精英的问题，那么当代的中国如何能养育像日福尔泰、康德、黑格尔乃至鲁迅这样具有世界性文化辐射力的思想巨人，就像卢梭乐意把自己称作日内瓦公民？

　　王：我想，文化至少有三个维度，第一个是实用文化，比如景泰蓝，宣纸，武术；第二个层次是艺术文化，古琴，书法，建筑;第三是思想文化，而它的载体是人。你提到的广东，他们前一段时间开研讨会也让我去作报告，我就指出广东最好的地方就是相对于其他地方比较能把人才放在心上，吸引了像刘小枫这样的顶级学者。所以无论一个省市还是国家，要在文化上能和别人一较短长，关键是要有一种宽容、呵护甚至鼓励文化精品和文化精英的整体性文化氛围。这样的地方才能真正称作文化大省，以此类推，这样的中国才能真正成为文化大国。

　　发现东方发现中国

　　《南》：你曾经有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认为现在要重新重视中国文化的输出，有人就说中国除了几千年封建文化，有什么值得输出的东西？

　　王：我觉得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中国文化至少有三种核心理念是值得传播的。第一就是儒家精神里的“仁者爱人”。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是目地”，那种仁者的境界，含有对他者的包容和关怀，在今天这个纷争的世界特别值得提倡。

　　第二种我觉得是道家精神里的“反者，道之动”。这是老子思想的精粹，按西方现代化思想，照着历史路径一直往前走才是最好的，这才是进步。这种思路往往导致过分强调竞争，把人当作手段。而老子认为的道，不是一定要埋头向前走，经常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就让我们不要把事做绝，比如今天退耕还林，看上去和生产力发展相反，实际是一种进步。

　　第三种我认为是“辩证施治”的思维方式，把人乃至社会都看作一个全息的、和谐的系统，比如中医。而西方的科学精神往往使政治家也好，医生也好，把事情解剖成一个个问题，哪里出了问题，就解决哪里。这样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我们常常头痛捏耳朵或者刮背，里面有一种在西方人看来很独特的智慧。

　　《南》：过去曾有不少人提出“全盘西化论”固然是一种偏颇的理论，但他们基于一个逻辑，中华文化再博大精深，但近代一直没有把中国搞好，中国就是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一步步落后的，几百年前都没竞争过别人，今天我们怎么还能指望中国文化成为一种竞争力？

　　王：我们常常看到历史却不能正确地分析它。我做过一项考证，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这么长时期内，中国人均GDP一直是世界第一。从19世纪初开始，一是中国闭关锁国，二是西方迈上了现代化道路，1820年到1850年的短短30年间，英国的发展人均超过中国5倍，而美国超过中国8倍。中国解放以后，原本很好的契机，由于政治决策失误造成的内耗在1968年被战败的日本超过。这固然要反思，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中国的文化就全盘不行了，中国的思想就不能再滋养我们的民族了。四大文明其他三个都消失了，中国文化却生生不息，这就证明了它的生命力，这也是一种竞争力。既然在这个文化的滋养下1800多年我们的民族都曾在各方面是世界第一，现在只要不再有长年的战乱和痛苦的分裂，我们的民族崛起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在文化平视中输出和竞争

　　《南》：：在文化输出方面，有一个现象就是一些最简单的实用形式比如中国结，太极拳，比较容易传播，而真正灵魂性的东西反而不好传播。同是亚洲，中国人要理解日本人的心灵世界都有隔阂，何况让西方人来理解中国？那么我们的文化传播方式，会不会存在把中国文化肤浅化的趋势？

　　王：你讲的问题确实存在，我在国外也确实感觉文化的差异非常之大，交流也有很多困难的地方。但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因为差异才更要交流，就好像男女差异很大，一个是阴，一个是阳，但这种差异恰恰产生了魅力和交流欲望。同时我也接触过西方的一些汉学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哲学的理解远远超过一般的中国人。当然不要指望别人百分之百理解你，但这说明，如果我们的文化对别人产生磁场般的吸引力，即使一个西方人，他经过努力也可能走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南》：在参与国际化的文化交流和竞争中，把文化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平台上，就要面临“话语权争夺”，对这个问题，文化界各派观点差异很大，在这方面我们有什么需要反省的问题？

　　王：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偏向性，我认为都要警惕。一是以西方中心话语为方向，将中国现代化看成全盘西化，成为分享第一世界学术强势的权力知识分子，做西方的传道士；二是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为理由膨胀为一种极端的后殖民敏感性，受个体经验和本土经验限制而过分强调对西方的抗拒，在一种不切实际的变形的自我巨型想像中，成为一种新冷战思维的播撒者。这两种方式，看似不同其实有内在的相通性，即都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身份重建丧失了信心，本质化了本土文化独特性，从而成为当代世界文化的消费者而非创造者。我们要始终记住，文化竞争的基本规则就是文化平等的对话交流。

　　《南》：在文化竞争中，目前往往有一个现象，对于我们最为珍视的文化思想，往往很难交流。反之对好莱坞影片很多人不服气，它们要说思想性往往甚至是浅薄的，但却很吸引中国的年轻人。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我们在文化竞争上，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策略问题？

　　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视我们的文化趣味，其实中国文化的风范、气度和情趣，有很多能打动人的地方，我们无论文化产品还是文学影视作品都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比如中国禅的思想在外国有很大市场，还有古筝和二胡那种雅趣，外国人简直着迷，比如我在美国自己在房间里拉《江河水》，就有美国青年敲门要拜我为师。我们以后在文化传播上应该更加注意以我们的趣味来吸引外国人来亲近我们的文化，并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进一步接受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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