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代党的领导人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建设不仅是历史的传承，更是在竞争压力下，主动的选择和开放的创造。

　　本刊记者橡子

　　探讨文化往往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课题。面对已经有上万种定义的“文化”，很多人的感觉也许会跟钱钟书先生一样：“你不问我什么是文化的时候，我还知道文化是什么；你问我什么是文化，我反而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一段时间以来，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谈文化，原因大概在此。

　　但是，社会的需求一经产生，就会胜过上千所大学。迈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最近一两年里，一股新的文化热潮悄然而生，并迅速蔓延开来。

　　文化竞争上升为国家战略

　　文化热的第一个标志，是大力发展文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六大报告这一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了文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只有繁荣的经济而没有昌盛的文化，只有物质的丰富而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称不上“全面小康”。

　　中国的领导人还认识到，文化建设事关国际形象，文化的力量“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渗透，世界之争不仅是经济、科技、国防实力之争，也是文化实力和民族精神之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不仅带来货物、服务、资本、人员等在各国间的频繁流动，更带来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在世界范围的交流比较。用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话，“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自己的文化优势，就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就会处于被动守势”。

　　由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束缚，中国相当多的文化部门还习惯于表态式、古董式、获奖式、图解政策式、单向灌输式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在国外，中国不少外交官给人的印象也是喜欢参加各类侨领侨团举办的餐会，而疏于和西方主流社会打交道。诸如此类的“文化”，不仅反映不了中华文明内在的博大生命力，不仅与世界文明的基本通则不相融合，而且往往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偏见比无知更可怕”，这是我们对西方传媒“妖魔化中国”的抱怨。但是，别人为什么有偏见？我们自己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是在消除还是在加强这些偏见？如何才能真正扭转中西之间的“传播逆差”与“形象逆差”？

　　把文化看作一种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领导人放眼21世纪全球竞争而作出的一个战略判断。美国在今日世界的“超强”地位，除了依靠资本、科技、军事之力，更是拜美国文化所赐。奥斯卡，NBA，星巴克，google，可乐，麦当劳，MTV，迪斯尼乐园，托福考试，哈佛，TIME，CNN……在文化贸易方面，美国恐怕对哪个国家都是大大的顺差。而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所以，10多年前，美国学者就乐观地预言：“假如将来有一天，美国的原材料枯竭了，美国的工人也不愿工作了，但只要全世界还向往美国文化，我们在市场上就仍是不可战胜的。”“向往”二字，实在令人感慨万千！我们的文化创造何时能够达到让人向往的地步！

　　30年前的1973年，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预言，20年以后，“经济会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现的生活方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的“制造基地”。但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中国这个曾是世界“文化中心”之一的国度，今天更多地却是在为“国际品牌”代工，挣国际品牌的加工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在帮助“生产那种由(西方)文化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中国制造只是国际品牌的一个并不重要的环节。中国要产生自己的国际品牌，没有强大的文化基础、文化认同，是断然不可能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中国的文化形象和在全球的文化地位，必将提出迫切的要求。

　　2003年8月12日，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的课题，就是文化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胡锦涛指出，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开放是机遇，也是压力。中国“入世”已经两年多，据估算，到2005年，中国潜在的文化消费能力将达到5500亿元，如果我们不抓紧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就只会成为国外文化产品进入的机遇。

　　中国城市：文化定输赢

　　在中国的诸多城市中，广州也许是最不设防、最少化妆的一座城市。它开放而务实，繁荣但朴素，“只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财富非凡但“经验”很少。

　　这种局面在最新一任的市委书记林树森那里有了微妙但明显的改变。这位书记以前在任广州市长时就说过，“城市的发展最终还是以文化论输赢”。自2002年10月上任市委书记后，他更是多次阐述“文化定输赢”的观点。他说，社会的发展不能单纯看GDP的数量，“你去到国外，到纽约、伦敦，你讲不出这些城市的GDP有多少，但你对这些城市的文化品位、风俗等人文一定会有很深的印象。对于广州市民而言，GDP多少也许他们不太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生活水平是否有提高，就业情况如何，能否安居乐业，精神生活是否充实？”

　　人类的城市演进史表明，城市不只是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政治学上的单位，还是文化学上的单位。对那些伟大的城市来说，它可以不是政治中心，甚至不是经济中心，但一定是文化的中心。一座城市没有文化，绝对担当不起伟大二字。一座伟大的城市，它的人文特色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城市人文精神培育的基础上慢慢形成的，新兴的、后起的城市可以“跨越”经济增长阶段，但无法“跨越”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塑造。

　　一座城市的文化可以通过它的空间表现出来，如古希腊的城市广场，威尼斯的水路，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里弄，纽约的摩天楼，巴黎的凡尔赛宫，悉尼的歌剧院；也可以通过它的人文特色来体现，我们想到伦敦，就会想到它的戏剧、博物馆和大学城；想到巴黎，就会想到它的服饰、咖啡馆和文学；想到维也纳，就想到音乐；想到纽约，就想到它的传媒、自由女神像和百老汇；一座城市的文化，往往和传奇般的名人息息相关，例如圣彼得堡之所以成为俄罗斯文化的摇篮，是因为太多伟大的灵魂萦绕着这座城市，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屠格涅夫、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在更广的层次上，一座城市的文化，又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例如巴黎的浪漫，纽约的自由，伦敦的绅士风度，北京的皇皇大气。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在历史地理上的限定性，但是，追求城市人文精神的塑造，却是没有限定的。近几十年来，全球不少城市都把“人”的发展放在城市发展的首位，强调对人文文化、人文精神的关注。例如，新加坡的“心件”建设，包含了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市民合作精神、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等；美国亚特兰大的“城市再生”计划，提出了城市人文精神塑造的理念。

　　在中国，这是两种相映成趣的景象：一边是相对落后地区的城镇化运动此起彼伏，一边是相对发达城市的人文化浪潮高涨不已。最近一两年，几乎所有国内发达城市都开始了对自己城市精神的讨论与提炼。

　　北京：围绕“人文奥运”，展示中华与北京的灿烂文明，以文化魅力吸引世界。

　　上海：以申博为契机，城市精神的讨论持续展开，市委书记陈良宇提出“海

　　纳百川而服务全国，在艰苦奋斗中追求卓越”的导向，“精进、智慧、和融”成为上海城市精神的支持点。

　　广州：广州人精神的讨论进行了接近一年，口号提炼进入冲刺期。

　　西安：开展了城市精神的主题语征集活动，“人文长安融容世界”是众多市民主题语体现的方向。

　　青岛：2003年底，经过历时一年多的讨论、提炼、总结，正式确定以“诚信、博大、和谐、卓越”作为城市精神的最终表述。

　　南京：从2003年初组织开展“塑造南京城市精神”大讨论，城市精神的主要内涵已逐渐形成共识，“厚德载物、同进文明”等四种概括进入表决期。

　　杭州：提出了“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说法。

　　长沙：提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

　　大连：提出“创造、创业、创世”的口号。

　　深圳：以“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为目标。

　　成都、无锡、苏州等地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就城市精神进行调研，展开讨论……

　　我们愿意把上述这些城市的举措理解为90年代为招商引资而比拼政策优惠之后新一轮城市竞争中的新走向，它们开始按照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原则给自己以新定位，因此纷纷举起了文化的新旗帜。不用说，这是一种可喜的变化。

　　值得提醒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精神也是一个自然生成、发育成长的比较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拔苗助长、毕其功于一役、做表面文章就能完成的。求近功速效的“文化政绩”观念应该力戒，简单通过群众运动和盖几座文化设施的突击式方法也应该警惕。

　　公民素质与制度文明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文化，归根结底，是由公民素质与制度文明来决定的。

　　上海在讨论城市精神时提出，城市精神是在人民群众中间生长的，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精神，人民群众是塑造城市精神的主体。“拿地铁候车来说，日本的地铁里面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专门的候车区和下客区之分，乘客们都是自由排队，秩序也是很好。上海现在投入了很多地铁保安，还花心思分区域，但是坐下来感觉排队的秩序就是不太好。”

　　上海尚且如此，我们似乎不需要举出更多例子，去证明社会公共空间里的诸多缺陷。记者在美国留学时有一位导师，圣诞节去教堂，忘了打亮自家花园的灯饰，他从教堂回家后，看到邻居家的院子灯光美丽，心里十分不安，原因是他没有给社区环境做出和邻居一样的贡献。他说，美国人建房子都会征求邻居意见，惟恐破坏了小区整体风格。如果你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大家都乱来，社区环境就会越来越差，房屋贬值，有钱的人搬走，再搬来一些更乱的人，大家都是输家。

　　“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迟早会重新冒出表面。”这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70多年前考察美国社会的描述。所谓“乡镇组织”(当时美国乡镇的人口规模大约在两三千人)，乃是今天所谓公共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乡镇精神”，就是乡镇组织的自治传统，人民积极参加公共事务，按照事先通过的规则办事，若想更改，就要找个日子召集全体选民大会讨论和表决。

　　再回到本节开头的例子，在记者看来，地铁里市民的表现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精神塑造的关键，恐怕还是如何进一步做到以人为本，尊重和保护人的价值，调动蕴涵在千万市民身上伟大的创造能力。他们为什么不善待公共社会？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得到应该的公民待遇。他们不明白自己的权利，也就无法在公共空间发挥自己的价值。在2003年，中国一些流光溢彩的大城市因为某些案件和拆迁纠纷，其人文形象都大受影响。可见不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则一座城市的物质再发达，其文化上的形象都不是那么可爱的。

　　而类似这样的问题，单靠文化建设自身就无法解决了。物质文明是文化兴盛的一个前提条件，但只有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才能为文化发展奠定持久无忧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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