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化传人应致力于人生实践，奔走四方，努力把自己和同胞带入世界文明范围内生活。这种探索世界的勇气、信心以及落实于同情大众的信念，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先导和坚实奠基。

　　余世存(北京)

　　什么叫有文化？文化有什么作用、价值？中国文化是什么样子的？等等，这些问题都太大，太难以说清楚。

　　90年代以来，文化人号称“思想淡出，学术突显”，颇以旁观者的超然心态从事文化建设为傲，但工作却是最少有文化自觉性，最少对中国文化的当代演进立言立法。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无论是国学还是民族主义，都是如此。这种近乎全局式的退潮不仅导致文人、诗人雅士、人文主义话语在90年代的权力和市场面前显得寒伧，而且遭到以科学、理性、学术规范自命的知识精英们不约而同的狙击、嘲弄和批判。

　　在山洞里过家家

　　由于中国，这个东亚最大的文化发动机迟钝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建设失去了活力，失去了信心：日本不用说了，它不仅缺乏有效的文化代言，而且缺乏深入的现代自觉。中国的台湾地区则在历史的认知上出现了戏剧性的混乱。韩国的民主成就似乎可观，但它的历史包袱同样沉重。这些文明社会里难得的成年状态，要么没文化(俗话说是没家教)，要么失去了家园(乡关何处？)，要么偏执得可怕。

　　就是说，由于文化发动机的自污、自我作践导致的“文化沦陷”，使得东亚地区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时，仍不能有效地回报人类文明并为世界文化服务，只能把古董如相扑、人妖或土特产如傩戏当作文化，只能把头发染色把脸面重构当作创造。

　　如果我们诚实一些，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处于没文化没家教的历史进程里。有如柏拉图那有名的洞喻，我们在山洞里过家家，我们无知于洞外的光明灿烂。

　　为什么会这样？

　　文化是人创造的，它影响了其民族成员，其惰性也制约并“锁定”了人们的创造发展。在该民族无外界参照，无现实即刻的冲突威胁时，社会尚能维持，如同与世隔绝的小山村，仍能在尊尊亲亲的宗族文化里年复一年，礼行如仪；而当生存处于危机之际，文化与人的关系就成为突出问题。

　　文化如衣，当它不能温暖人了，抛弃似乎是本能的明智抉择。但对有文化的人(即有传统或有家教的人)来说，这处境却是一种生死两难。在这方面，东西方人的文化态度是不同的。东方人死要面子。历史上最著名的记载就是颜回死前一刻坐起来“正衣冠”，据说子路在战场上也死得很“儒雅君子”。近代最著名的代表则是王国维的投湖。

　　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不能说没有伟大历史，但这些文化在近代已经被证实难以“开”出未来。有人曾统计，东方人的教科书里，99%的知识，举凡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等等，都非产自本土。正是由于感受到这种生存危机，“5·4”先贤们才艰难而执著地要求“拿来主义”，以图自新。他们误打正撞，撞开了中国人被“锁定”若干世纪的文化发生学机制，那就是文化自新的自由机缘。

　　可怜无补费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固步自封，逐渐被锁定之时，宋儒们以强化文化认同来处理危机，明清之交的大儒们以夷夏之辩来自我安慰，只有“5·4”一代人在内忧外患的国情面前不悔于“舍教立人”的选择。作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理性精神、怀疑主义、个性独立、思想自由、宪政法治等文化品质在中国大陆开始深入人心。钱穆、陈寅恪都意识到，到30年代，中国的新文化已有不少成果，最重要的，无过于独立的学术文化共同体的轮廓已见端倪。

　　但这个初生的文化共同体很快被扼杀了——日本以暴发姿态自居华夏中心，其侵华战争对东方民族的损害也许莫过于此。传承文化的“12·9”一代很快以“新启蒙”置换了“5·4”启蒙精神，纵有西南联大师生们以“花果飘零”的孤勇做薪火相传的工作，也已无能回应民族历史遭遇的挑战。学统、道统在政统、治统面前低头直至消失。没文化、没家教导致今天的我们有知识没有思想，有学问没有心灵，那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偏执、颠狂、不能交流沟通的自以为是的状态。

　　当人类文明主流发展到新阶段，当文化优劣角逐的生存危机被置换为文化的合法性危机，东方人的态度更大可玩味，但无论丧失文化自信也好，文化至上也好，费尽心力寻找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也好，其结果大都归于失效。

　　问题何在？应当意识到，在文化的合法性危机中，作为主体的文化应该让位于作为方法的文化。是人决定了文化的命运，决定文化输赢：当民族文化处于劣势时，种种把优劣高下放在心中、把文化当主体的努力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且大不利于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和发展。

　　“5·4”人物赵元任先生在七八十年前曾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生一世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自称受“5·4”精神影响的费孝通教授谈及“文化自觉”时，也庄重而通俗地说，文化是为人的，是要保存人的，而不应该让人来保存它。就是说，人不应该为了文化活着。

　　文化复兴须落实于个人

　　的确，现代人类社会与古代不同处，就在于国家或文化不再是孤立封闭着发展的，把文化的创造当作少数天才们的工作已属于古老的信念，那种把终极关怀、高层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混为一谈的文化态度，也早属于历史。

　　文化多元是当下既成的事实，这使得人类对有无文化的定义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至于今天，文化已不是少数人才有的知识，而是大多数人基本的生存状态。因此，文化繁荣与否与每个人的生存处境息息相关。的确，只有人民大众富裕而自由，精致美妙的创造才能突破小圈子范围，抵达民生日用，生成民胞物与的和谐繁荣。

　　不必讳言，在数百年的坎陷历史里，传统文化已难以维系当代中国人生存秩序最基本的是非观念和社会正义。而中国文化的真正传人不必急于提供现成的文化本体，制定一套礼仪、体制、规则、文化标准、知识谱系，不必急于标榜中国人的伦理长处、善的知识、忠孝的历史、合群而大，模糊而阴阳的思维。相反，真正的文化传人应致力于人生实践，奔走四方，努力把自己和同胞带入世界文明范围内生活。这种探索世界的勇气、信心以及落实于同情大众的信念，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先导和坚实奠基。

　　周作人曾经感慨，耶稣、孔子、佛陀这些荣耀了其民族的人物像是一个个偶然，不像在社会上活过一样。西方人科学地解答了这种疑惑，即集体行动的逻辑遵循“搭便车”原则。这使得后来一些文化人忘掉历史的血腥，只读当代西方学术界有关自由秩序演进的逻辑严密的推论，听来就像克伦威尔、潘恩、杰斐逊这些人不曾在历史上存在一样。但文化的复兴之道或者能从这些个体生命的经验里得到启示：就是说，文化的创世或复兴都必须落实于个人，只要有人身体力行、杀出一条血路，走的人就会多了，就能成就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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