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湖北打击最大的可能就是中部地区的分化

　　李如义(湖北)

　　以“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为主题的高层研讨会，去年以来几乎频繁地在湖北武汉等地举行，其主要目的在于打造中部区域经济圈、增强武汉的聚散与辐射能力。在2002年的两会期间，为了吸引中央关注这一创意，武汉市市长李宪生问温家宝副总理：“武汉在哪？”其用意是武汉的作用在哪？武汉的地位何在？

　　当是时也，南有广州，北有京津，东有沪宁。博士市长李宪生不禁感叹:“由于武汉在全国开放格局中属于晚开放类型……武汉在华中地区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传统优势地位受到挑战，城市边缘化趋势愈演愈烈。”用“边缘化”来描述武汉的状态，也许责之过深，但用“腹地化”来形容，则一点也不过分。

　　分化后的中部“洼地”

　　从洋务运动开始，“汉阳造”的牌子就响当当。解放后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武钢”、“武船”、“武重”等一批名厂鹊起。改革开放20多年，开放带来海洋文明的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的经济圈形成，资本的快速积聚，使人们不再用资源是否富集来标示一座城市的价值。相反，资本之力牵引人们喊出了急切的口号：融入上海经济圈，融入珠三角经济圈……地球人都知道：中部人已经转身朝外跑啦！

　　对湖北打击最大的可能就是中部地区的分化。最为明显的是，物流改变了武汉节点的地位。历史选择武汉，是因为武汉同时拥有了长江黄金水道与京广南北大动脉。如今，十几座长江大桥的修建，京九铁路的贯通，公铁运输网的加密，长江黄金水道的退化，已使武汉渐渐失去了华中交通枢纽的功能，原有资源的垄断性价值已经缩水，区位优势及腹地资源优势被摊匀。弟兄四散而走，正在分化的中部导致华中大区的资源难以整合，湖北的腹地化也就在所难免。

　　中部产业高地塌陷了，成了一块经济上的“洼地”。如今湖北已从经济大省变成了劳务输出大省，曾经作为中南局总部的武汉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武汉与广州人口规模相差无几，但GDP、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项指标，武汉只有广州的一半左右。经济运行质量指标，如进出口总额、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等指标的差距更达3～12倍。

　　而做大经济圈，好比是请一桌客。珠三角经济圈由于大家都想做龙头，所以到底由谁做东吵得很凶。长三角经济圈没有谁去与上海争这个龙头，所以宴席开得早。而武汉经济圈内，则是穷朋友过大年，争来争去，到底请多少客还无法定下来，有的说跨越鄂、豫、湘、赣、皖五省，有的说包括武汉、鄂州、黄石、黄冈、孝感、咸宁、天门、仙桃、潜江等省内9市。在华中大区，尽管没有哪个城市提出来与武汉争夺“中心”地位，更多的原因可能还不是实力问题，而是这些省会城市根本没有把这个自诩的“中心”当回事儿。在周边省会城市看来：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高高的“成本长城”

　　从东部到中部，有一道高高的成本长城阻拦着投资者的去路。如果用ERP成本管理体系的区位成本差异分析方法来评价，构筑这道成本长城的分别有自然的干扰、政策的力量、省际间的体制分割等因素。

　　首先是运输上的成本增长。对于一个以出口拉动为导向的经济体，内地的加工业不可能有多少优势可言。那些“两头在外”或者“一头在外”的制造业务，在靠近沿海港口的地方设厂比在内陆地区要节省2位数的运输成本。以武钢为例，从国外进口到武汉港的矿石，需要从宁波港转运两次。人们经常谈及的是因为南京长江大桥桥高的限制，使长江黄金水道的价值大打折扣，以至于有人提出要把这座大桥炸掉重建。

　　运输成本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成本，目前，投资者所关注的是比本地市场大得多的全球市场，而相对于海外市场，武汉运输成本较高。

　　再就是复杂的集成成本问题。现代产业不是孤立的，是建立在分工复杂的产业链基础之上的。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是一曲生动的产业集群进行曲。由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政策的实施，第一轮产业集群在东部已经完成。典型的有绍兴的纺织品制造业，东莞的IT制造业等。正是这种集群力量的作用，才使得许多东部城市变成了新的产业中心。

　　随着中国加入WTO，每年三四成高速增长的外贸拉动力，正在把整个中国大陆带入一场产业集群的鏖战之中。可以预见的是，当东部地区基本完成产业集群的时候，包括武汉在内的中部地区就更难打翻身仗了。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说，中部地区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远离产业配送链，远离产业集群，就变成了制造业孤岛。制造业孤岛现象在中部地区是非常普遍的。远离产业集群区域，许多优势都无法起作用。由市场力量拉扯编织而成的产业链条，是活生生的，事无巨细的。劳动力低成本、土地低成本无法抵消物流成本。

　　广州番禺有个明珠星集团，是全国最大的艺术石英钟生产基地，公司董事长刘锦成是湖北监利人，企业内的4000员工中60%是监利人。一个监利人带着一批监利人在广州成就了石英钟事业，当地由监利人经营的石英钟厂有几十家。为什么他们不在家乡办厂？在商言商，他们有自己的成本细账要算。回到湖北，就意味着踏上制造业孤岛，物流成本、配套成本就要大大攀升。

　　对于大多数商品而言，“中国制造”实际上是对别国制造的一种替代，这种替代又是通过外贸实现的。近水楼台先得月，靠近港口的地方往往能够先捕获出口信息，于是，东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很容易形成某个行业的信息中心。与此同时，为了集成此类信息，又衍生出一些诸如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等新型商贸中心，加上传统的广交会等交易场所，不断拉拢着全国制造业向东部集中。

　　制造业、商贸业向东部集中，顺理成章又派生新的问题：最具有流动性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也伴随着产业集群向产业高地迁移。我们说金融资本的天性是嫌贫爱富。更何况中央又把深交所、上交所等金融证券市场交到东部手上。同样，人才的流动趋势也是如此。高级人力资源集聚东部，甚至有一年，位居全国人才第三高地、每年培养博士数以千计的武汉仅留下了8名博士。

　　陷入怪圈的社会成本

　　内地投资项目的内部成本较低，像地价、房屋租金、人工工资、水电费等一般比沿海城市要低20%～80%。除了内部成本外，内地的外部成本(如政府收取的税费、摊派，官员的吃拿卡要，安全损失，办事时间消磨损失等)则比沿海高得多。而投资地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投资项目综合成本的高低。

　　财政供给不足，一直是严重困扰中部地区政府伸展拳脚的主要原因之一。以武汉与杭州为例，后者人均享有的地方财政收入是前者的1.65倍，上缴中央、省的财政收入比重却比武汉低2.4%。县域经济的发展差距更大。用东部的绍兴县与中部的监利县比较：绍兴的人口只占监利的一半，面积只占到1／3，而国内生产总值却是后者的5倍，财政收入高达11倍。

　　在基础教育、公共安全、社会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政府为了满足起码的公共品供给，只好向纳税人伸手，提高税费征缴压力。收入能力与政府责任的不对称，导致中部地区的一些地方慢慢陷入了一种难以摆脱的漩涡状态，其表现就是：区域经济发展慢、政府行政成本高、政府债务负担重、地方财政保障能力低。这4个方面相互影响，互相转化，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在这一怪圈作用之下，地方官员并非不知道要养鸡生蛋，而不能杀鸡取卵，但也只顾得了眼前的生计，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难以根本好转。

　　由于区域经济竞争力下降，人财物外流，经济发展缓慢，财政收入增长跟不上预算需求增长。监利80年代是农业大县，到了21世纪初还是农业大县，工业经济比重非常低，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很少，2002年来自工业企业的税收只占财政总收入的17.8%，全县上缴税金过百万的企业仅4家。2002年监利县县乡村三级负债14.5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近7倍。

　　由于政府预算不足，一些执法单位的经费要靠增收规费和罚款来解决。这种情况被称为“挤出的税费”。当地政府确实有难言之苦。由于预算不足或拨款不到位引出的纳税人税费负担过重的情况，几乎在所有的执法部门执法单位都会出现。监利县2002年通过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综合财力人均提高到16390元，但是总体水平依然很低，无法满足政府正常运行需要。受财力制约，在保工资后，不得不低标准供给公用经费或根本不安排公用经费。

　　体制障碍

　　中部成本长城的形成，除了地理位置这个因素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障碍。而体制障碍的基础又是因为一些主观理念上的东西在作怪。如，经济学上的梯度推移理论、增长极理论、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方法，都曾经对东部沿海优惠政策和西部开发等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前一阶段粮价波动，东部、西部都不紧张，中部压力独大，可见农业省份的定势已经形成。

　　要加快发展，必须克服体制障碍和由此带来的成本问题，提升综合竞争力。打造投资天堂，必须在中部来一场“园区革命”。中部地区也有很多优势。如，腹地市场、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低廉地价等。同时，随着一些东部产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国企改革进程加快与微观活力增强，我们有理由相信，大武汉的困境只是暂时的。

　　然而，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流的现阶段，中部的优势非常脆弱。如果中部地区的政府强求推进本地投资环境的全方位改善，从整体上提升竞争力，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可以设想的是，在同一地区的局部靠制度保护而造就低税费环境的投资天堂。这点类似于毛泽东的革命根据地模式，寄希望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有局部的制度创新，就能吸引人才和资金进入。园区多了，理念会得到更新，人气会得以集聚，经济发展中的一切阻碍因素就会慢慢被消融掉，才有可能走出泥泞的中部“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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