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曲力秋(本刊驻北京特约记者)

　　经济学家：

汪同三

　　提高不同阶层的居民收入将成为能否维系我国经济长期有效增长的关键与核心。

　　在中国改革开放25年的历程当中，经济发展始终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第一要务。虽然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其改革的重点却始终围绕着如何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合理性而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认为，在2004年及今后若干年的时间里，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不同阶层的居民收入将成为能否维系我国经济长期有效增长的关键与核心。

　　汪同三解释道，研究宏观经济有两个角度，一个是总量的角度，即GDP增长速度，一个是结构的角度。同日本和美国相比，中国经济的总量增长情况既高且稳，十分良好。但其结构却十分不合理。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经济发展预测研究的学者，汪同三说他现在最关心的是与收入分配政策相联系的经济结构问题。

　　汪同三认为，中国目前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积累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二、三产业的结构不合理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我们现在的投资率太高，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共出现过三次经济过热，每一次经济过热都是由于投资过高增长造成的。如果现在这种投资趋势进一步上升的话，可能会再一次引发经济过热。”

　　汪同三说，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百分之三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了大部分。而现在由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导向主要是投资，所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一半，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则不足一半。

　　“这种逆转是一个不好的趋势。现在投资和消费是一对矛盾，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消费率。”

　　同样，汪同三说，我国的二、三产业结构问题也十分突出。80年代我国的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进入90年代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即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要高许多。2003年，因为“非典”的影响，二、三产业的结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非典”打击的就是第三产业，而“非典”过后，各级政府想方设法把各种损失补回来，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投资发展制造业。

　　除此这外，汪同三说，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还表现在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上。我国现在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

　　汪同三认为，上述三种结构问题都和收入分配政策相关。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政策上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低于经济增长速度。90年代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3%，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7.5%，两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进入9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是10.1%，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只有5.2%，两者相差近5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状况在进一步恶化。

　　“这是我们在2004年以及今后若干年中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否则内需不足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因为现在的内需不足并非是投资内需不足而是消费内需不足，而决定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是收入。”

　　汪同三说，提高居民收入必须注意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居民的总体收入，二是居民收入内部的不公平的差距在扩大，特别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扩大。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达到了8%以上，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只达到4%。

　　汪同三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现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否过快，而在于经济的结构要趋于合理，只有这样才能维系长期有效的经济增长。

　　从这个角度看，汪同三说，十六大提出的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个非常好的提法。

　　“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为了单纯地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来说很高，但是经济结构越来越恶化，那怎么能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所以，2004年及今后的若干年里，我们要认真落实建设小康社会这样一个战略目标，而落实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在目前来说就是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各个不同阶层居民的收入。”

　　政治学家：

王长江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齐头并进、对旧体制形成合围之势的过程。

　　相较于快速推进、成果丰硕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一个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的敏感话题。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政治改革领域则推进迟缓。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甚至平民百姓有了这样一种共识：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么经济领域的改革也难以为继。

　　中央党校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王长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事实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非如外界所言毫无建树，只是它采取的是一种渐进、有序、稳妥的推进方式。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过很多重大的举动，譬如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以及《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等。

　　王长江认为，这些举措具有这样的积极意义，即执政党已经开始从制度上探索和推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像刚刚出台的《党内监督条例》就说明，我们党已经认识到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不是因为个人素质不高而是因为我们的权力监督、权力运作体系出了问题。”

　　王长江说，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应如何展开，学术界及有关政府部门始终存在着这样两种争论：一种争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该由上还是由下开始推行，另一种争论是这种改革是从党内还是从党外开始推行。

　　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应自上而下推行的人，他们看到的是权力，由于权力集中在上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上面不动下面怎么改都没有用。主张改革应该由基层开始的人认为，我们目前的体制还十分庞大，你不可能一下子把这种体制全部换掉。中国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市场经济又是从人的最基本的利益开始，人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会生长出民主的意识，因此改革应该从先有民主意识的人当中开始。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一个社会总有一部分精英，我们现在的执政党几乎把所有的精英都集中在一起，因此，民主应该从这部分人中开始，然后回过头来再用党内民主推动党外民主。与此相反的观点是，目前党内民主远不如社会民主开展得充分，既然党内民主没有发展起来，还不如先把社会民主搞起来。

　　王长江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到底是由上还是由下、是由党内还是由党外开始推行完全割裂开来。由于我们现在的体制十分庞大也相对比较完善，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到一个突破点十分困难。

　　“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方略，即在实践中遇到哪些问题就先从哪些方面改起，譬如说政府管得太多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那么改革就从改变政府职能开始。农民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当中，产生了村委会应该为我办事，我必须授权给它、它才能得到我的信赖的愿望，于是就有了村委会直选。”

　　事实上，王长江说，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齐头并进、对旧体制形成合围之势的过程。

　　王长江认为，2004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围绕着这样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二是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转变。

　　“我们现在的政府还是管得太多，因此，在2004年，政府必须削弱自己的某些职能。”

　　但削弱政府职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问题。因为目前我国行政的背后是党的领导，这就牵扯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如果削弱政府的职能，是不是等于削弱了党的领导。

　　“过去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就是因为我们不太敢触及这个问题。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党的领导肯定是要坚持的，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是政党政治肯定就是党在领导，关键是怎么领导？是不是把什么都管起来就叫领导。所以现在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说明我们的观念已经开始转变。”

　　王长江认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于什么是政府、什么是党的领导的认识与过去将完全不同，执政党必须转变自己的理念，即政府是为百姓服务的，如果没有这个理念的转变，政治体制改革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社会学家：

李强

　　2004年将是新一届领导继续拓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并将取得巨大进步的关键一年。

　　社会学家在对未来的社会形势进行分析与预测时，似乎更倾向于把这种分析与预测建立在对过去若干时间内社会发展状况的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之上。

　　在许多社会学家眼中，刚刚结束的2003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规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体现在：一，2003年4月，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被无端收容，而后在收容所受到虐待，被殴打致死。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公愤。国务院专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废止收容遣送条例，并改之以对流浪人员实行救助服务。二，2003年10月24日，农妇熊德明在温家宝总理看望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十组的乡亲们时，打破“向上言好话”的“规矩”，一句“我丈夫的2240元工钱被拖欠”的实话引发了总理亲自为其讨工钱并进而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清欠风暴。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李强认为，2003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最大亮点是新一届领导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彰显无余。而刚刚开始的2004年将是新一届领导继续拓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并将取得巨大进步的关键一年。

　　李强认为，2004年，在就业、社会保障、弱势群体、贫富差距、环境等诸多社会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就业问题，许多其他社会问题都是由此引发而生成的。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7.5亿的强劳力，这当中，只有2亿多人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即这部分人能获得很充分的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等基本保障，而另外5亿多人基本上是处于不正规的就业状态中。除此之外，我国还有2亿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李强说，这样一组近乎天文般的数字足以反映出我国就业难度之大，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解决这样庞大的失业问题。

　　2003年，中国的失业情况在保留了传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失业和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失业这两大特点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年轻人失业。在年轻的失业人员中又有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群体——大学生失业群体。

　　李强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总量十分庞大，而企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再加上最近几年我国企业改制的基本思路是裁减冗员、效益优先，因此在2004年我国失业问题仍会持续。

　　李强说，失业问题特别是年轻人失业是一个国家的癌症，我国从1999年开始实行大学扩招，2003年第一批扩招生毕业。这批毕业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几乎是一毕业就加入到失业大军中去。2004年大学扩招毕业生的人数同2003年相比只增不减，因此，大学毕业生仍将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李强说，2004年，不仅各级政府而且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努力把多为我们国家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当做首要目标。

　　“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当然应当首当其冲，在整个产业政策和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上政府应该以创造就业机会为指导方向。但全靠政府是不能完全解决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人失业的状况的，从这个角度看，全民都应该增强多为国家创造就业机会的意识。”

　　行政学家：

吴江

　　行政体制改革应该重点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两项职能。

　　1993年以来不断推进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最近几年政府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它涉及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可以这样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是打造一个全新政府的前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认为，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的精神，2004年行政体制的改革还会紧紧围绕着政府职能转变这个核心展开。

　　吴江认为，目前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仍然十分不到位，而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政府职能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强有弱。过去政府总是直接地去抓经济、抓项目、抓投资、抓国有企业。现在大家都意识到政府的这部分职能应该弱化，这是正确的。但问题是现在大家都过分地强调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需要弱化的部分，却忽略了其中应该强化的部分。”

　　吴江进一步解释道，现在政府工作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大量的工作不到位，很多属于政府该做的事情政府没有做，而这部分工作恰恰是需要政府强化的地方。譬如说大量的流动人口、农民工进城、这些人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等。

　　“现在都在笼统地说政府不能管那么多事情。政府于是一味地往后退。结果把一些应该加大投入的职能也交给了市场，像我们的卫生领域交给市场后医院都为了挣钱，结果老百姓看病越来越困难。还有教育交给市场后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少。”

　　吴江由此认为，2004年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应该以强化政府的职能建设或者说完善政府职能建设体系为重点，其中应该重点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两项职能。(本文摄影／张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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