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帮打工者四讨工钱”昨日收尾43天讨回185万元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18日08:23 武汉晚报

　　本报讯(记者高道飞秦杰实习生罗良斌)历时43天，本报新闻110岁末大行动——“帮打工者四讨工钱”昨日圆满结束。经记者的艰苦努力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帮打工者共计讨回工钱185.1517万元，1153名民工得以高兴返乡。

　　本报“帮打工者四讨工钱”栏目，从今天起与民工和读者暂别，但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关注民工的劳动权益和生存状态，并不懈地呼唤民工“按月付薪”法规的出台，以期从源

头上根治欠薪痼疾。

　　42天来，本报共接到欠薪投诉413件，与本报上一年度“帮打工者三讨工钱”2190件相比，下降了4／5。这得益于温家宝总理为重庆农民熊德明亲自讨工钱，得益于随之而来的全国性的“清欠风暴”。

　　本报全体采编人员在此向全体民工致以新春的祝福，祝愿你们来年不再遭遇欠薪。

　　将“讨工钱”行动进行到底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到临近年关，人们的口中越来越频繁出现“讨工钱”这个字眼。我们或许可以推托：这个沾满了千千万万人血泪的字眼，是社会转型时期必须交的学费。但这注定是“民工”这个孱弱的群体该付出的代价吗？

　　欠薪“候鸟”又飞来

　　2001年1月2日，《武汉晚报》一版编者按，向愈演愈烈的“欠薪”现象打响了第一枪：

　　本报新闻110今起开始接受读者投诉。读者朋友，你或你的亲朋、老乡有被克扣工资的遭遇。请你告诉本报新闻110 并提供必要的证据，本报将助你一臂之力。对那些拒不给付工钱，严重违反劳动法的老板和单位，我们将在报纸上予以曝光；必要时，我们将拿起法律武器，采取强制措施。

　　就在该编者按刊出前几天，本报新闻110开始零星接到民工的投诉。其中，汉正街“丰元服装厂”烫衣工易友运，因讨要2000多元工资，竟被老板用铁锹打了一顿。

　　记者经过数天的奔走和斡旋，该服装厂负责人当即表示，一定按法规办事，立即付齐所欠的工资，并保证以后决不拖欠工人一分钱。

　　正当我们为第一次帮民工讨回工钱欣喜之时，这颗小小的石头激起了千层浪。本报新闻110热线转眼成了“讨工钱 ”专线，来自建筑业、酒店业、服装业等行业拖欠工钱的投诉不断。

　　“还有什么比欠钱更赚钱？”在武汉打了10年工的民工头吴建国悲愤地质问。在此后的三年里，“讨工钱”就像候鸟南飞一般，每到年关就占据了本报新闻110热线。

　　民工无意间一句怨言，让我们开始对“欠薪”这块遮羞布认真地思索：上世纪的90年代中后期，欠薪只是零星的，额度不大，一般来说来年还能讨得回。从1998起，欠薪范围开始扩大，一拖就没了踪影。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称，付劳获酬是天经地义的准则，不少黑心企业主把拖欠民工工资看成是降低经营成本、获取最大利润的手法；还有一些人以别人拖欠为由来为自己拖欠民工工资的恶劣行为开脱。更重要的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没有在问题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有力地介入，以至于问题愈演愈烈。

　　“清欠风暴”震慑“黑企”

　　2003年11月24日，重庆市云阳县龙泉村10组42岁的农妇熊德明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诉说了她的苦衷她丈夫的2240元工钱被包工头拖了一年。在温总理的过问下，熊德明当天晚上拿到了被拖欠了一年的工钱。

　　这位农妇的一句实话，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为民工追讨工钱的浪潮。本报亦藉此契机启动了武汉晚报第四次岁末讨工钱大行动。

　　17名四川民工向打工的一家装饰公司索要拖欠的10多万元工钱，在经过一周的努力后，该装饰公司因工价、工期等持不同看法而未付款。去年12月15日，洪山区劳动局与本报联手对此事进行协商，经过7小时的艰苦谈判，双方终以14.5 万元达成协议，该装饰公司将钱交到了区劳动局，拿到钱的17名民工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12月18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委托本报第一次将欠薪“黑名单”公诸于众，武汉金马酒业有限公司、武汉国灸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32家榜上有名。对于没有诚信的企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它信誉扫地，就是要让它在市场上无立足之地。

　　当日，市中级法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市两级法院，在元旦、春节到来前夕，及时审理涉及拖欠民工工资案件。对有实际困难的当事人要启动司法救助程序，让当事人缓交或免交案件诉讼费。

　　针对拖欠民工工钱最多、数额最大的建筑行业，市建委在12月23日向社会公布拖欠工程款及民工工资举报、投诉电话，市建委承诺，他们将发现1起，处理1起，并对影响较大的恶意拖欠事件予以曝光。

　　在全社会强力“清欠风暴”的干预下，“帮打工者三讨工钱”的30天时间内，本报共接到投诉2190件，欠薪总数为9000多万元，涉及民工1万多人；而“四讨工钱”的43天里，本报共接到欠薪投诉413件，欠薪总数900多万元，涉及民工8000多人。

　　为讨3万工钱，记者喝了30杯酒

　　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作客央视时称，建筑欠薪占了全国欠薪的70％，但政府欠薪又占了建筑欠薪的26.7％，让建筑企业垫资承建项目的非法合同屡禁不止是欠薪的主因。相关建筑法规中明确，按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的办法，没有考虑民工工资的利益，从而导致年年讨薪，年年欠。

　　应城市农民宋金中带着山里的200多村民，为107国道一期服务区做了两年工，最终两手空空。200多父老乡亲踩烂了他家门槛，他只身来武汉讨债2年。2年里，他过着“非人”的日子，在大街上远远看到熟人，他就像惊弓之鸟慌忙躲避。明知妻子在家病危也不敢回家看一看。

　　“一条腿值多少钱”、“不会留你过三十”……为了帮民工讨工钱，记者经常受到这样的威胁。一些态度稍微“缓和 ”的老板们同样花样百出：一次次把记者找过去说付钱，但记者真赶过去了，却又以种种理由拖到下一次；一杯酒1000元，为了民工的3万元，记者不得已喝了30杯酒后，不省人事……

　　政府职能部门每年年关也在为民工工资奔波，由于程序的繁琐，他们往往为了送达一张处罚告知书，连续跑十多趟也未见到人影。真正到了该强制执行时，对方早已是人去楼空。根据目前劳动部门的统计，一位劳动监察人员需要面对的是20 余万劳动力引起的纠纷，鞭长莫及也让他们落下不少骂名。

　　从事建筑业多年的武汉东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双桥坦率地说，拖欠民工工资排除立项责任外，建筑企业本身有意无意地在忽略民工的权益。其实，民工工资在所有工程款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只要努力去解决就不会存在问题。他建议修改《建筑法》，明确对建筑行业的民工实行与其他劳动业一样的薪酬制度——按月付薪。

　　将“讨工钱”进行到底

　　“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龚泽民欠我50元，我在信用社给周吉生借1000元，王小文欠我1000元，矿里押金1650元，其他还有工资。”

　　这是湖南娄底一个38岁、名叫聂清文的矿工留在安全帽上的遗言。2003年4月16日下午5时许，聂清文所在的涟源市七一煤矿在井下水仓扩容掘进时发生透水事故，他和16个同伴井下被困6天后，救护队员发现了这顶用粉笔写有遗言的安全帽。

　　这是一个震撼心灵的消息，这是一种撼动灵魂的人格。一个临死的儿子，尚能把欠母亲的200元钱写进遗言，那些欠薪的所谓老板们，如何可以对劳作一年的民工狠下毒手，想千万设百计欲将那一点点微薄的工钱也据为己有。

　　我们总在哀民工之不幸又怒其不争，将欠薪归咎于没有与雇主签合同。一个带着百十来元钱，从乡村走进城市的民工，他能不能理直气壮地对老板说：“你不跟我签合同，我就不跟你干事！”他们只有一个质朴的想法，付劳获薪天经地义。

　　4年里特殊的113天，我们马不停蹄地奔走和申诉，我们始终在鼓与呼。从4年前的曲高和寡，到今天政府的“清欠风暴”，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行动！4年了，363万元让6512名民工得偿所愿。然而仍有许多民工站在风雪飘摇的工地，向我们投来无助的目光。惭愧和无奈时常侵袭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尽管无法在短期内完成所有民工的心愿，但我们誓将 “讨工钱”行动进行到底，一直到“欠薪冰山”的融化，一直到再也不见民工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