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百柯

　　2004年1月12日，小雨，成都火车北站。

　　老孟和他的9个同伴围坐在车站广场旁的树下，面前是两瓶用汾酒瓶子装着的散装高粱酒，和一个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口杯，搪瓷脱落了不少。他们昨天晚上从山西临汾到达成都，就这样在广场上坐了一天，准备乘今天晚上8时过路的火车回攀枝花老家。

　　2003年9月间，他们10人走出家乡，到临汾的一个小铁矿打工。铁矿是“公家”的，但承包给了一个四川来的私人老板。老板很“仗义”，痛快地给这10个“老乡”许下了工资诺言：拉一车矿石（1吨左右）20元，一车废石16元。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协议，就凭老板这一句话，他们开始干活了。临近春节，当他们提出要结清工钱、回家过年时，老板变了卦：一车矿石只给16元，一车废石只给10元。“开始的时候是‘老乡’，咋个都好说，只要赶快开始干活。现在就不认啥子‘老乡’了，反正就这么几个钱，看你们要不要！”老孟气愤地说，“我们10个人，一下子就少拿了1万两千多块，到手的除开生活费外，一个人也就带回来几百块钱。”

　　当被问及他们为什么不去找当地政府的清理拖欠办公室时，老孟一把从旁边人手中抢过口杯，灌了一口酒：“口害！我们也晓得现在在查欠钱的，但是就凭老板他们的关系，反映了也没用，如果把老板惹毛了，这几百块钱都不发给你了！”

　　老孟旁边的人问记者：“你们当记者的晓得多，给我们介绍几个好一点儿的地方吧？”当记者回答自己也不太熟悉这方面的情况后，他开始低着头自言自语起来：“听我们老乡说，浙江那边要好点儿，不咋个欠工人的钱。但是那边主要是轻工，要求活细，好像30岁以上的通通都不要……”

　　老刘一个人坐在广场的另一边，吧嗒着叶子烟。他准备去湖北安平，找一家金属拉丝厂干一年活儿，给家里挣点儿钱。其实，原本养猪的他2003年就在老家雅安给建筑队干活儿了。“他们说是要改造一座桥，我们每天都泡在水里干活儿，辛辛苦苦把原来的桥拆了一半，结果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工程不做了。后来就一直找老板要钱，一直都没给。我还好点儿，也就几百块钱；我们隔壁那个马三哥，一直给那个老板干，好像被拖欠好几千块！”

　　“看到电视上政府在帮我们讨工钱，本来还真是想去找政府的，结果马三哥说找了也没得用，就这样拖着，总还是要给嘛。他那么多钱政府都管不到，我这个可能就更没得搞了。”

　　“留在家里过年也没得啥子意思，我们有老乡在安平那边做拉丝，我想过去看看，好像他们每年都还给够了钱的。”

　　我另外还随机采访了几批农民工，他们觉得今年和往年并没有什么不同：前两年拿到了足额工资的，今年也同样拿到了；往年拖欠一部分的，今年也还是拖欠了一些。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没有碰上从政府今年的大力举措中实实在在获益的。而且，我所采访的所有的农民工，无一例外对我向他们提起的政府清欠举措显得相当冷漠———都知道这回事，但都没有任何兴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