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凯

　　1月14日，2004年春运火车票涨价第一天，上海火车站。

　　22岁的小汤来自安徽蚌埠。他说，已买好了晚上的火车票，坐7个多小时就可到家了。由于是春运期间，火车站候车室只能提前两个小时进去，所以，小汤和两个老乡一起在火车站前的广场等候。他一边和老乡聊着天，一边玩弄着手里的手机———这是小汤卖掉原来的手机，刚刚买的新彩屏手机，花了1460元。小汤在上海华洲建设有限公司打工，虽然才22岁，但已在上海打了5年工。“今年的工资都拿到了，除去平时的生活费，拿到手的有六七千元吧。”小汤告诉记者，今年他因为不小心受了伤，中间回家休息了两个月，但老板不但没有把他辞掉，还报销了全部医药费。“回家也没买什么年货，只要把钱带回去，家里人就高兴！”小汤有点腼腆，但又非常开心。

　　来自河南兰考的小靳是一个打工队伍的组织者，带着十几个老乡在上海松江的开天集团做瓦工和下水道之类的工作。他说：“大家全都拿到了工资，干满1年的，基本上都有七八千元；做小工的，基本上每天也能拿30元。”几个老乡指着小靳告诉记者：“他拿了两万多元呢！”小靳笑而不语，也没有反驳。

　　来自河南商丘的老张，在上海只打了两个月的工，刚刚从老板那里结了1000多元钱准备回家过年。他说：“在上海打工比在家强多了，过完年还要来！”

　　“都是一个村的亲戚，也不好意思翻脸，只能先欠着啦。”来自安徽蚌埠的老卞有些无奈地对记者说。老卞和十几个老乡一起到上海打工，都是亲戚带过来的，在川沙的三一集团做网架油漆工。从去年11月17日起，干了26天，按原先的说法，如果是高空作业，每个工作日拿50元，如果是在地面作业，每天拿30元，但老板最后每人只给了600元。“说是欠每人250元，等过了年回来再给。有的人是高空作业，应该拿1000多元，可也没办法。”

　　老陈是个小“包工头”，从老家湖北襄樊带了十几个老乡来上海打工，在浦东做漆工、瓦工。到了年底，老乡们都拿到了工资，干了两个多月的，一般都拿到了2000元左右，没想到，自己却被欠了1000多元，因为他上面的包工头手头没钱，至于上面的大老板是谁，老陈也不知道。“都是熟人，也知道他没钱，只能先打着白条啊。”老陈蹲在地上，抽着一支牡丹烟，无奈地说。

　　从广西来的小卢是和几个小姐妹一起来上海转车的，她们都在浙江的一家私人服装厂打工。“我们一分钱也没拿到，只能过完年回来再说。”小卢告诉记者，厂里说还没放假，不能发工资，而厂里要到17日才放假，到时候车票根本买不到，只能提前走，所以就没法拿工资了。小卢的小姐妹们告诉记者，“去年春节就没来得及回家过年”，“我们每天要工作15到16个小时”，“我们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工资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天只能拿30到50元钱”。

　　两位来自山东的小姑娘听完记者的问题后，只狠狠地说了一声“没拿到”就掉头而去，把记者晾在了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