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援手失足双胞胎兄弟(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19日07:25 华商晨报

看守所里的小强

看所所里的小永

抚顺市看守所　　调查背景

　　小永和小强是双胞胎。1987年出生在抚顺清原县的兄弟俩，很小就随同父母在抚顺市望花区居住。在两兄弟5岁多的时候，母亲不知去向，11岁时，父亲也离家出走。因交不起学费，正在抚顺市三十中学上学的兄弟俩被迫辍学并开始了偷窃。

　　2003年4月至5月间，兄弟俩盗窃了企业价值9000余元的废旧生产材料，2003年5月，他们第二次因盗窃被抓。但是，检察院认为，兄弟俩盗窃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生存，希望对其“暂缓不起诉”。

　　然而，“暂缓不起诉”需要兄弟俩有监护人或社会组织的帮教团体，而兄弟俩的父母一直未寻找到……

　　民警想帮助他们，检察官想帮助他们，民政想帮助他们……可是，一系列的问题使善良的人们爱莫能助。起诉小哥俩的日子越来越近……

　　1月7日,在抚顺市看守所里，记者见到了被父母遗弃后以偷窃为生的小永和小强兄弟俩。

　　两个孩子穿着黄色的囚服，哥哥的衣服穿得很整齐，扣子扣得很齐；弟弟则敞着怀，露出里面的白色衬衣。

　　虽然是双胞胎，但兄弟俩长得还是有一些差别：哥哥显得相对瘦弱一些，除了说到自己的身世时表情比较严肃外，回答其他问题时喜欢仰起头笑；弟弟比哥哥白净一些，面对检察官，弟弟的头总是低着的，不愿意说话。

　　当听到自己可能有机会离开看守所时，兄弟俩有些呆住了。哥哥回答着人们的问题，弟弟的头更低了，眼睛也很快变红了。“别哭呀，”检察官的话音刚落，弟弟就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眼泪刷的一下流了出来。孩子抬起衣袖去擦泪水，可是很快新的眼泪又涌了出来，眼圈因为不断涌出的泪水和不断擦拭很快变得红红的。而当弟弟抬起两只手一起去擦眼泪时，挡在孩子泪容前、连住两只手的手铐，就会清晰地显现在人们的面前。

　　“我们办了这么多的少年犯案子了，”吕亚凌说，“把他们判了几年，出来了以后不还是没有人管他们吗？应该多想想从根本上帮他们。”吕亚凌是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看到小永和小强的案子后，她对受理此案的检察官王艳玲说：“这个案子和以前的不一样”。

　　住在厕所上面的兄弟

　　“第一次提审的时候，两个小孩痛哭流涕。”王艳玲对当时的情景记得特别深，“哥哥说‘你让我见见弟弟吧’，弟弟说‘你让我见见哥哥吧’。”

　　被父母遗弃的兄弟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方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亲人。

　　小永和小强出生在抚顺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山城镇，今年刚刚16岁。根据兄弟俩的记忆，小的时候母亲带他们去四川的姥姥家住过几年。10年前，父母带着他们离开清原来到抚顺市。到了抚顺市以后，他们先后在望花田屯和工农等地租过房子住，父母亲主要以捡破烂为生。

　　父母常常因为家庭矛盾吵架。在哥俩5岁的时候，母亲离家不知去向。后来两个孩子真的找到了他们的母亲，可是母亲只是在小哥俩的手中一人放了一块钱让他们坐公交车回家，然后自己坐上摩托走了。

　　“我记得大的判给了他们的母亲，小的判给了父亲。”小永的中学老师秦老师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但是母亲不要他们了，实际上就是父亲一个人在养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先后在东丰小学和抚顺市三十中学读过书，拮据的生活使孩子有时不能按时交学费。“没有人管他们呀”，在老师们的记忆中，两个孩子给他们的印象是“脏”，秦老师还因为小永逃学的事找过他们的父亲，可是小永的父亲却说：“小永归他母亲管，能让他吃上饭就不错了，别的事我管不了。”

　　可是父亲也没有对两个孩子一直管下去：两个孩子上到初二上学期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发现家里的东西几乎都没有了，父亲说是兄弟俩把东西偷着拿出去卖了，从那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想这也许是他们父亲的一个借口吧。”检察官王艳玲推测当时的情景说。

　　“他们的父亲走了以后，我就问小强他们吃饭怎么办？”在三十中学里教小强的颜老师说，“他们说自己做，他们会做什么呀，就是炒炒鸡蛋什么的。”

　　由于没有生活来源，租的房子不久被房主收了回去，小哥俩就到附近的工厂去“拿”一些废铁破烂换钱。2002年4月，他们因为盗窃被收容教养了一年。2003年4月出来以后，依然没有生活来源的小哥俩只好再到工厂里去“捡”废铁和白钢。2003年5月30日，他们在作案现场被抚顺市石丰公安分局的干警抓获。7月，两个孩子被望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抓到他们的时候，”办案民警说，“他们当时住在东丰小学一个废弃的厕所上面。”

　　“迟疑”的法律起诉

　　2003年9月，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受理了小永、小强兄弟涉嫌盗窃一案。“两个孩子的犯罪事实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办了4年少年犯案子的检察官王艳玲说。在分别提审了小永和小强后，检察官被两个孩子的命运深深触动，“整个办案过程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

　　心情沉重的检察官这一次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对孩子提出起诉。“这两个孩子不是因为别的去盗窃，他们真的是生活没有着落才这样的，”王艳玲说，“他们没有像有的孩子那样恶习成性。”

　　让检察院觉得这两个孩子可以改造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了解到，在2003年4月两个孩子结束劳动教养以后，曾经到一个同学家住过。这期间，两个孩子并没有偷窃同学家的任何东西。后来，同学的父母也因为家庭矛盾开始有些不和，两个孩子和同学就常常待在外面。在这个时候，两个孩子也还是不偷窃私人家的东西。

　　“教育、感化、挽救青少年是我们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则。”吕亚凌说。想要帮助两个孩子的检察官的依据是抚顺市人民检察院在2002年3月制定的《关于对青少年犯罪嫌疑人暂缓不起诉的规定》。根据规定，可以对涉嫌犯罪的青少年暂缓不起诉，考验期为3~12个月。但是暂缓不起诉的未成年人需要有监护人或社会组织组成的帮教团体。

　　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将这个情况向抚顺市检察院作了汇报，得到市检察院许可以后，望花区检察院就开始寻找两个孩子的监护人。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找到孩子的父母，”王艳玲说。

　　王艳玲去了两个孩子原来上学的东丰小学，想看看孩子原来栖身的厕所。

　　王艳玲还亲自去了一次清原县，想找到两个孩子的父母。在清原县，南山城派出所对她说，两个孩子的父母早在10年前就已经离开了南山城，派出所并不了解他们去外地打工的地址。

　　检察官还想到了孩子在四川的姥姥，但是在孩子的记忆中，只有姥姥所在地的县名，再具体的就说不上来了。

　　后来，检察官还去了孩子曾经上过的学校，找到曾经教过孩子的老师。

　　望花区检察院还联系了抚顺的民警，但是忙了3个月，检察官们仍然没有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孩子的父母。

　　后来，检察官又想到了媒体，在媒体上登了两个孩子的消息，然而，他们的父母仍然没有出现。

　　爱莫能助的民政部门

　　找不到孩子的父母，检察官们就想到了民政，“我们于是想到让国家来管他们”王艳玲说。

　　为此，检察院特地给望花区民政局写了一封呼吁信，可是他们马上遇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望花区是区一级的民政，我们没有自己的救助站，”望花区民政局局长王兆辉说，“孩子的户口也不在这，没有办法给他们办低保。”

　　对两个孩子爱莫能助的望花区民政局将情况汇报给区长，得到区长批准后，望花区民政局从区扶贫帮困基金中拿出1000元钱交给检察官，作为两个孩子近期的生活费用。

　　但是孩子遇到的问题似乎要比这大得多：如果把孩子送到清原县去，两个孩子就离望花区检察院太远，这样检察官的帮教工作就不能进行得太顺畅。

　　抚顺市民政局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民政部门大多是对困难群体进行临时救助，救助不能代替抚养；而社会福利院只收弃婴和孤儿，这对双胞胎有父母，福利院不能收。“本来（由谁来抚养）应该是很清楚的事情，”望花区民政局局长王兆辉说，“但是我们民政部门可以说是爱莫能助。”

　　父母遗弃孩子，把本来属于自身的抚养责任推给社会，“孩子可以起诉父母遗弃罪，法院通过判决强制父母执行抚养责任，”王艳玲说，“但是前提是找到孩子的父母。”

　　找不到孩子的父母，民政部门也不能“收养”，而起诉两个孩子的日子却越来越近了。

　　在看守所里，了解到这两个孩子身世后的民警，对这两个孩子格外照顾。“看守所里的民警对他俩都挺好的，衣服什么的早早就准备好了，”几次到看守所里提审这两个孩子的检察官深有感触，“孩子在里面也比原来平静多了，有一次提审的时候，孩子就说，就是饿死也不能犯罪。”

　　待在看守所里的孩子并不知道检察官们几个月里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甚至有一次提审时孩子都问检察官：“怎么还没有起诉？”

　　“孩子的监护人找不到，民政部门又不能收养，其他符合监护人条件的人又不存在，”同方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冯昀说，“这实际上就出现了监护空缺。”

　　“特殊”未成年人引发的问题

　　接触过小永和小强的民警和检察官相信他们的内心并不坏。“我从1975年开始办案子，到现在接触了能有4000多人次了，”石丰公安分局民警刘印忠说，“这两个小孩的案子从我这过的时候，我一看他们就觉得他们能够改好。”

　　在给民政局的呼吁信里，检察官希望能达到“还他们生存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感恩于社会，报答于国家，减少危害社会的因素，以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

　　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三十中学，像小永和小强这样的打工子女还有很多，据学校教导处夏主任介绍，今年开学的时候他们免掉学费的学生有134人，而学校总共只有900多人。

　　“我们能做的就是免掉他们的学费，”夏主任说，“再就是有时给他们100、50元钱暂时解决一下生活上的困难。”

　　在教导处的老师记忆中，像小永和小强这样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以前也有一个。父母离婚以后，父亲就在抚顺，但就是不管判给自己的孩子，四处游荡的孩子后来因为吸毒染上了爱滋病。

　　而在望花区民政局，他们在几年前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孩子的父亲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就再也没回来。”望花区民政局局长王兆辉说。

　　望花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两个孩子的问题，“我们办了这么多的少年犯案子了，”吕亚凌说，“但是他们出来了不还是没有人管吗？我们就想从根本上帮助他们。按照他们的犯罪情况，起诉了就肯定能判，真要是进去了，那么多少年犯，一旦“交叉感染”了，情况可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据悉，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家社会团体愿意收养这两个孩子。望花区检察院选择了其中的一家，那就是沈阳的“夕阳之家”。为此，检察院还专门到“夕阳之家”去看了一下。制订了详细的帮助计划，还有需要办理的手续，“就是这一两天的事”，望花区检察院刘邦仁主任说。本报记者　王洪元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