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官场又有异动，“辞官下海”蔚为风潮。其中除龙永图等个别官员下的是“学海”之外，绝大部分辞职官员下的都是商海。而且官员在职时主管哪方面工作，辞职后大多就到哪个领域的“龙头企业”担任要职，几乎成了规律。

　　龙永图辞官出任博鳌论坛秘书长，和湖北省副省长李达昌辞职回到西南财经大学任教时，舆论普遍认为是为探索官员的“退出机制”开了良好的先例，于是多有褒扬。但官员辞官而下商海的风潮，尤其是其中的规律性特征，却不免让人担忧。以目前中国政、商之间的密切关系，辞职官员完全有可能挟手中掌握的政治资源，以作投身商海的资本，形成一种新的权钱交易关系。如果再有经济上并不干净的官员，将在任时进行权钱交易的贿金“暂存”在企业，然后辞官赴企业任职，以年薪的名义“变现”，则“下海”就成了洗钱。同样，官员在任时的贪污、受贿所得，还可以通过官员辞职“创业”，将黑钱以企业经营收入的名目“洗白”。

　　官员辞官下海，当然未必一定就有问题，而且也自有其正面意义。但以这么多年来的反腐经验，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还是必须提高警惕，为官员下海而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预设几道防线，以防问题严重之后，再做事倍功半的“补牢”之功。

　　首先，必须对辞职官员进行严格的“离职审计”，确认没有违法、违纪行为后，方允许其“净身出门”，并且必须就审计结果对公众有所交代；其次，对辞职官员下海后的行为应该进行密切的关注，以更严格的标准和手段，尽量杜绝其与原任职政府部门之间的非正常往来，以防止其利用原有的政治资源，为所供职的企业谋取特别的利益。从长远计，政府必须尽快制订规范官员辞职程序及辞职后去向的相关制度，以防患于未然。

　　随着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必然为包括官员在内的各种人才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官员辞官下海未必再成风潮，却一定逐步演变为常态。而在常态下，官员有权对其人生进行重新规划，百姓也有权对准备离任官员在任时的情况进行质询和监督。所谓政治文明，就包括这样的权力和利益的博弈关系在内。而无论官员的选择还是百姓的监督，都必须在有效的制度规范下进行，否则，人们对官员辞官下海行为的所有正面期待都将落空，反而不得不面对以辞职官员为纽带，政、商打通，沆瀣一气，共谋腐败大计的新局面。（文/张天蔚）（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