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义士郭光允为把程维高这个贪官拉下马，8年间所支付的“举报成本”和承担的反腐风险分外惊人。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为举报程维高的问题，郭光允被开除党籍，并蒙受了两年劳教之灾，其家人亲朋近20人先后受到牵连。而如此居高不下的“举报成本”，又直接造成并加大了反腐风险，降低了贪官的“腐败成本”，增大了贪官腐败的保险系数。

　　其实，时下导致“举报成本”上涨的主要因素无非有以下几项：一是“保护伞”作祟。由于许多被举报者未雨而绸缪，“忧患意识”强烈，“防范举措”完善，故不等举报者上门，就早已营造好“保护伞”，设置好“防火墙”。故一旦风吹草动，便能及时反馈。举报人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贪官则只要略施小技，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举报者的努力前功尽弃。更有甚者，再给举报者穿上小鞋打入监牢，从而让举报人的反腐支出几成“无底洞”。二是举报者匹夫作战，缺乏后援，一旦跟对手交锋，便常常寡不敌众。许多举报者不仅为此而断了自己生计之路，而且人身安全也遭到威胁，郭光允就因举报而遭到陌生人毒打和“车祸”的袭击。三是举报者脚下漫漫长途，注定其成本居高不下。郭光允的“举报之旅”，长达8年之久，人之一生又能有几个8年呢？有如此艰难漫长的“举报周期”，“举报成本”又如何不高？

　　当然，举报成本的高低与举报风险的大小紧密相连，再加上时下有关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机制尚未健全，也就注定举报腐败的义举是“高风险、低回报”甚至是“负回报”的。故而，若非举报者出于义愤，秉正无私，既有不计得失之胸襟，又有义无反顾之勇毅，实行的是“打锅不算账”之“成本核算体制”，举报者便十有八九会无果而终。那么，在全社会敬佩反腐义士的胆识和勇气的同时，有关部门也理应开动一下脑筋，采取切实措施，从根本上降低举报者的成本和风险。一是应该尽量简化举报受理的手续，降低举报门槛，认真替举报者保密，并对泄露“举报军情”者连同打击报复者一同严惩不贷。二是应加快立法步伐，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尽量使腐败分子借助职务犯罪并无太多的经济收益可图，这有助于从反面降低反腐或举报者的成本。三是司法人员应及时立案，尽早介入，提高办案效率和破案速度。这是打击腐败犯罪并降低反腐风险的关键环节。同时，腐败分子的犯罪成本与破案率和破案速度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四是改革反腐领导体制，变反腐机构受同级（党委）领导为高一级（党委）领导或系统垂直领导，使各级反腐机构直接向上级领导机关负责。郭光允之所以在证据在握的情况下，仍走过了8年的举报长途并屡遭陷害，就是因为被举报者同时也是被举报事项的受理者之故。

　　时下，反腐者的“举报成本”实在无法预测和估算，其身上承担的风险也变得愈来愈大，这个反腐工作的“瓶颈”问题不解决，反腐倡廉工作就很难有大的突破。反腐工作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举报成本的大小和反腐风险的高低则事关反腐工作的成败。

　　(周士君 厦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