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南某县出了一件“逢双”要关手机的怪事。据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1月13日报道，该县规定所有的公务员、教师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在每周的二、四、六都必须关掉手机，不然就要被开除。据说，这样不仅能减少通信信道的占用频率，以清查操纵“私彩”的幕后黑手，还能杜绝公务员买“私彩”。

　　“逢双关机”需要一个理由。在一些人看来，“打击私彩”、“为民除害”就是最好的理由。即使手机拥有者受到伤害，即使心里有天大的怨气，也只能“牺牲自己，顾全大局”。这里的问题是：“为公”就能随便侵犯公民的私权、损害公民的个人利益吗？执法一定要以“扰民”为代价吗？

　　不是说执法活动不可以请求公民个人协助，但这种协助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给公民个人带来损害的，还要予以适当的补偿，公开悬赏就属于这种性质。可是，让公民停止使用手机，这种“大面积”的侵害，不仅未征得公民个人同意，甚至还动用最严厉的纪律处分，无限放大行政权力，实质上是滥用权力。

　　据《现代快报》报道，江苏省近期在打击“黄赌毒娼”犯罪时，不搞全面清查，不搞普遍整治，变传统的“大清查”执法为“精确打击”犯罪，这突出了打击的针对性和准确性。我以为，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诚然，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权利有时存在着一定矛盾，但这种矛盾并非不可调和。许多地方打击“私彩”时，并没有类似过激行为，“私彩”同样得到有效抑制。在法治理念普遍深入人心的今天，在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年代，我们的行政执法是不是也要追求“零侵害”？打击违法犯罪与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个人权益不受侵害，这种两头兼顾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