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创新尤需鼓励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总负责人俞可平提出，以学术推动社会政治进步

　　□本报记者史梅北京报道

　　-对话动机

　　几天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专家组成员从浙江返回北京，他们刚刚考察了温岭市委、市政府的“民主恳谈会”。此前，专家们已考察过椒江区委“县(市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湖州市公安局的“浙江省湖州市户籍制度改革”等多个项目。这些项目都是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选项目。

　　3月24日，这一民间奖项的颁奖大会将在北京召开。选拔委员会将通过投票产生10名优胜奖和若干名提名奖，并当场颁奖。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由非官方的独立学术机构对政府行为进行评选和奖励，它的总负责人便是俞可平。

　　《新京报》：俞可平你好，由非官方的独立学术机构对政府行为进行评选和奖励，这在中国好像还是头一回。这种评选是否也可以看作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政治体制创新的一种总结？

　　俞可平(以下简称俞)：这些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行政改革、公共服务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创造性实践。西方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变化很大，政治上没什么变化或者变化很小，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们除了研究理论问题外，还研究大量现实问题。我们有自己的蹲点调研基地。我们在研究现实问题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政治上的变化非常大，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进步，包括政治体制创新。

　　地方政府创新

　　特别需要鼓励

　　《新京报》：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的创新有何意义？

　　俞：政府的创新需要特别地鼓励，因为政府创新不容易。在现行体制下，下级听从上级是比较容易的，下级主动创新就可能会有很大风险，做不好乌纱帽都可能丢掉，因此政府创新特别需要鼓励。现在中央一再倡导大家要创新，因为政府创新有表率作用，政府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一举一动影响着社会，所以政府的创新意义特别重大。而且，所有的政府创新都或多或少带有全局性，哪怕是很小的项目，可能对当地的影响都很大。

　　《新京报》：你们作为独立民间机构，在保证评选的独立性、公正性上是否有自身优势？

　　俞：所有到现在为止的对政府评奖基本上都是上级评下级，或组织部、宣传部、人事部门评其他部门，说到底是政府自己的内部评价。这些评奖当然是很必要的，但毕竟是不充分的。应该由第三者来评，会更全面、更充分。

　　《新京报》：“民间机构评估政府行为”在国际上是否有先例？

　　俞：所有世界上有名的大奖都是民间评的，例如奥斯卡、诺贝尔、普利策都是民间评的。西方国家对政府行为的评估，最有影响的都是民间评的，如美国的政府创新奖就是由哈佛大学评的。在我国，这也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要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做成品牌。因此我要求很严，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和程序，不允许弄虚作假，坚决杜绝各种评奖活动中大量存在的种种不正之风。

　　希望以学术

　　推动社会政治进步

　　《新京报》：你们做这个项目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俞：评价政府行为，本来都是由政府一家来做，现在民间也来评，学者也来评，这确实是极其困难的事。但是我们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要努力以学术来推动社会政治的进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责任感，我们何必拿这么多钱来奖给人家？

　　《新京报》：这个奖项的奖金额度相当高，那么项目的经费是如何募集的？

　　俞：一些企业和基金会给我们经费上的支持。我们也呼吁，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和基金会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建立专门的基金。我们至今没有固定的基金，总是今年筹集明年的，然后再筹下一届。而国外这种项目都有固定基金。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国内企业支持我们，但愿意赞助我们的企业绝不能与项目有关。我们必须了解赞助者，保证经费要非常干净、非常清楚。

　　《新京报》：你如何认定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下，这一评价活动具备可操作性？

　　俞：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在项目开始时我们详细论证过现实条件的可行性。首先我们觉得政治上的宽松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发起这样一个民间奖的环境。这个项目到现在基本顺利，总的来说给予肯定、鼓励的多。虽然有一些部门官员不便以部门身份出面，但个人还是很支持的，包括中央一些重要部门的干部。

　　其次我们发现，这些年来确实出现了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创新行为。

　　《新京报》：你们这套评估系统是否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你们是否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制度创新？

　　俞：由学术系统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估和奖励，在国外是比较通行的做法。这方面有许多东西可供我们学习与借鉴。当然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绩效评估系统和政府创新奖励制度。

　　这一项目主要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现在再加上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个奖的“民间性”提出质疑。当然，按照字面上讲，这些机构都不是民间的，都是国家的正规单位。这些单位无论在党政部门，还是在学术系统中，都具有相当的专业权威性。

　　建立科学的

　　政府绩效评估系统

　　《新京报》：你期望通过“中国政府创新奖”的评选实现什么目标呢？

　　俞：首先是发现好的政府创新经验，并加以总结、提高、完善。其次是鼓励这些政府创新行为，不仅鼓励这个地方做，更鼓励其他地方也做。

　　再次就是我在学术上的追求，为中国建立一套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政治学做什么呢？其中一条就是为现实政治提供一些指导性的理论，如怎样科学决策，怎样更加民主，也包括怎样评价政府绩效，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学者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将公民对政府的意见系统化，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建立一套科学的标准程序，这也是学者的责任。中国也应该有相对独立的、科学的、学术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新京报》：已经结束的第一届评奖是否达到了课题组预想的目标，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应？

　　俞：我们在评奖后对获奖项目进一步的发展都进行了追踪。如上届获得优胜奖的“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政府采购、政府一站式办公服务、公推公选乡镇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行政审批改革、社会矛盾调解等项目，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评奖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多大的作用，但至少和这个发展趋势相吻合，这是一个正向效应。

　　《新京报》：总体上说，追踪研究的结果是怎样的？

　　俞：我们在跟踪研究中有几个指标评价其结果。首先是项目本身有没有得到完善和推广。对上一届获奖项目的追踪显示，没有一个项目做完了、评完了，就终止了。有的是这个地方可能不做了，但其他地方又开始借鉴推广。如深圳市大鹏镇“三轮两票”选举镇长的项目，因种种原因在当地有一些变化，但在其他好几个省却得到了推广。

　　贵阳市的人大常委会市民旁听制度也在好多地方开始推广了。我本人也去过贵阳，在调研中与相关部门负责人直接接触、了解情况。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同时担任市委副书记，有决策权。现在该制度已经在贵州全省更大的范围中推广了。

　　《新京报》：你们的评奖活动对地方政府的创新能起到什么具体促进作用吗？

　　俞：我们说我们的奖项是民间奖，主要是起鼓励先进的作用，但无权要求或命令各地都遵照执行，这也是区别于官方奖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奖只代表一种舆论和方向。评价是否成功，主要看是否符合了社会的发展趋势。评了奖了，越来越多的人做这个事了，那就成功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做舆论的引导。我们把大家认为做得好的给予奖励，然后有更多的地方也这样做了，这就是成功。

　　获“创新奖”官员

　　大部分得到提升

　　《新京报》：“政府创新奖”对负责该具体项目的官员有何影响？

　　俞：我们跟踪研究负责这些项目的官员，看他们有没有受到重用。如果是因为获得我们这个奖反而官也丢了，受到批评了，那说明上级政府不认可。如果他职务变动了，晋升了，说明上级政府对这个奖是认可的。我们最近就第一届获奖项目做了一个调查，大部分负责官员都得到了提升，或者职务更重要了，这个比例接近三分之二。

　　有一个效果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一个奖项走向了国际。前不久，我带贵阳市的获奖代表出席了在墨西哥召开的第五届全球政府创新论坛。贵阳市的获奖代表在大会做了发言，效果特别好。很多外国代表当场就站起来说，中国代表的发言，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原来只是以为中国经济做得好，没想到中国的政治也做得很好。

　　我们更加重视

　　体制创新

　　《新京报》：创新奖已经举办至第二届，作为总负责人，请你谈谈本届与上次相比有哪些特色。

　　俞：这次申报的质量明显提高。数量少了，主要是SARS的影响，上次320多个，这次240多个，但是质量这次高，申报也更加规范了。其次，制度创新的比例相对来说少了，技术创新的比例相对来说多了，这是一个发展趋势。我们现在把创新分为制度、行政和公共服务，但简单地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创新，一类是技术创新。比方说电子商务、家庭反暴力都是技术创新。

　　《新京报》：你们鼓励技术创新还是体制创新？

　　俞：我们更加鼓励体制创新。但是，制度是相对稳定的，而且制度创新是非常难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90%都是技术创新。我估计下一届技术创新会更多。

　　《新京报》：你们如何看待媒体在这次奖项评选过程中的作用？

　　俞：这次更公开、透明，有媒体的参与。第一届是一概不接受访谈、一概不报导。因为太敏感了。正在做的时候，如果哪个部门、哪个领导说了句话，停了下来，那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先做，有什么责任我先承担了再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接到任何部门任何领导对这个项目有不好的看法。

　　本届的全国选拔委员会将实现“三三制”，学者、官员、媒体各占三分之一。媒体和官员的参加有利于进一步推广。参与的官员主要是中央部委的官员，他们和地方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上一届中就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官员。通过他们，也可以影响一些部门，对宣传推广是有益的。

　　《新京报》：你们这次评选所产生的影响的确比上次大了许多。

　　俞：对这一届评奖，地方政府也更加重视了。有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亲自把申报材料送到我们这里。甚至还有些地方通过中央一些部门的领导打电话，推荐其申请项目。这说明这一奖项确实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当然评选时我们一定会坚持自己的评估标准。

　　-人物简介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课题总负责人。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全球化。

　　本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选项目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