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分化与综合程恩富

　　由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巴诺创办的《图书》杂志，前不久将《共产党宣言》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评选为“改变美国的20本书”。而且此前，英国广播公司在国际互联网上所作的民意调查中，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并高居榜首。为何马克思和凯恩斯能共同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评选为极有影响的思想家？笔者认为，其缘由在于，他们的整个理论创新实现了范式革命，并深刻地影响了世界。

　　所谓范式，在概念提出者美国哲学家库恩看来，就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在外国经济学说演化史上，除了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革命和杰文斯等的“边际革命”以外，就要算创造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凯恩斯革命”，以及代表劳动阶级经济利益的“马克思革命”。尽管这些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内容、性质和方法根本不同，但它们都促进了经济理论的论争和繁荣。

　　与经济学范式革命和发展直接相关的是三次西方经济理论综合。第一次，针对亚当·斯密革命以后的理论大分化，19世纪中叶约·斯·穆勒综合了当时不同派别的观点，建立了一个折衷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并占支配地位数十年。第二次，主要由马歇尔在微观领域综合古典学派、边际学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确立了局部均衡的价格理论；也可包括由威克塞尔侧重在宏观领域综合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和庞巴维克的资本论，确立了累积过程理论。20世纪后半叶至今，第三次综合正在从几个角度进行，如萨缪尔逊和希克斯试图把改进的凯恩斯宏观论与新古典的微观论综合起来；新剑桥学派主张在综合中舍弃新古典的价值论和分配论；斯蒂格利茨甚至进行了打破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界限的综合性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和观点评议，这些综合和演变也许不够科学，甚至出现某个理论的退步，但也合乎经济思想波浪式前进和螺旋性上升的规律。

　　经济思想进程显示，每一次范式革命后总是出现理论分化，而一般经过数十年的以后又必然面临某种综合或新的革命。经济理论的不断产生、革命、分化、综合、对立、深化之过程，在库恩看来，并不是波普尔所描述的科学知识成长的“不断革命”，而是范式更替的革命时期与范式扩展的常规时期的不断循环。在常规时期，具有同一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从事难题探索和充实完善工作，这种发展属于常规理论发展。如果研究中出现与原有范式的核心和基点相冲突的反常现象，并积累到能引起危机，那么，或迟或早会形成颠覆旧范式的科学革命。

　　20世纪50年代问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独创和里程碑，可以说是一种范式革命。可是，经济学的苏联范式与马克思范式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就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来看，马克思的言论很少，更没有给出一套完整的体系。况且，马克思和前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标准本来也不尽相同。总体上说，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是冷战背景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实践的理论反映。因此，改革前，我国经济学界出现照搬前苏联经济学范式的“仿苏”倾向是难以避免的。

　　当前的问题在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维持原有的思维方法和思维定式吗？即哪国强大，就主要照搬哪国经济制度及其主流经济学范式？其实，由以前对经济学的“苏联范式”盲目照搬而现在又简单地倒向“美国范式”，从研究方法观察并无差异，是共同的僵化思想及其惯性在起作用，因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并无感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化并生成众说纷纭的流派，恰好表明他们并未探求到共认的经济学体系、核心和方法，我们也不可能无选择地模仿其相互不同甚至对立的一切方法和观点。

　　面对21世纪国际学术和文化激烈竞争的中国经济学界，必须着手构建经济学的“中国范式”。中国经济学家必须从简单引进和模仿的自在方式向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转变。我国学者构建的经济学意味着要实现两个超越：既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思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因为中国学者正在创建的经济学新范式必然具有世界眼光，是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