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　王法周

　　“保守与激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它开始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引起过很多争论。然而，缘于这一课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因为它与中国近代思想史乃至整个近代史的发展历程都密切关联，因而如何加强并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就值得学人们深入探讨。在不久前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室与首都师大历史系、湖南师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联合主办的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学术讨论会上，来自全国的50多位专家学者就此课题的深入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与会学者首先肯定“保守与激进”这一认识模式在理论上的意义，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确实存在着“保守与激进”两种思潮。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的若干历史阶段，始终都存在着“保守与激进”两种思想势力，二者长期处于矛盾对立状态，相互激荡，时隐时显。但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进入到个案研究中，对几乎所有的近代思想家都不能进行非此即彼式的简单判别。近代思想长河浪涛翻滚而又一波三折，保守与激进在这一激流中冲突、激荡。身处其中的思想家在不同的情景下往往面临不同的甚至前后矛盾的抉择，或前期激进，后期保守；或前期保守，后期激进；或保守与激进同时交战于胸中。梁启超所说的激进与保守交替、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的情状，就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激进”与“保守”作为一个矛盾统一体，其文化功能也并非截然相反，往往具有不少相似性。譬如，它们都以拯救民族危亡为主要思想动因，关注国民性的改造，并都对引进西学、融会中西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也都不反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只是各自选择的方向和道路有所不同。激进主义者主张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走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老路；保守主义者则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是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加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则更明确地提出以“儒家资本主义”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除相似性外，保守与激进还具有互补性。这主要体现在：保守与激进互以对方为参照系，不断修正和调适自己的观点；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保守与激进也常常彼此转换。总体上说，保守与激进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它们各自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特性。有鉴于此，与会者对于近年来学术界存在的日益否定激进主义而肯定保守主义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种源于海外的思想倾向，往往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处境缺乏一种实质的了解。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的转型过程中，激进思潮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被一些学者认为具有激进主义思想特征的康梁维新派、新青年派等，对于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有学者指出，一百多年来相继出现的革命运动，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有必要站在今天的高度对革命现象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应像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样给以同情的理解，在今天要充分肯定它的价值，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概括而言，两种思潮都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宝贵财富，两者同时推进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不宜扬此抑彼，应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加以具体的科学的分析。

　　与会者一致认为，“保守与激进”作为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框架，虽然在理论上具有积极意义，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学者们强调，在以“激进”与“保守”这一问题框架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尤其需要加强个案研究，回答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为何会保守，为何会激进，为何会由保守转向激进或由激进转向保守的问题，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归纳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