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大顺”国号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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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20日09:45 光明网 | |
高寿仙 在中国历史上,国号是重要的政治象征符号之一。班固云:“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以表功……必改号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显扬己于天下也。”因此,每逢改朝换代,首要的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新国号,以示德运更新,天命有归。 大体说来,元代以前各朝,或“从初起之地名”,或“因所封之爵邑”,所取国号基本上与其兴起的地域有关,如秦、汉、魏、晋、唐、宋等的由来莫不皆然。当然,这些因地而取的国号,往往也被附会一些美好含义,如刘邦之取国号为“汉”,被认为有“维天有汉”之意;王莽取国号为“新”,被认为有“应天作新王”之意等。到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就明确宣布是“以义而制称”了。此后的“大明”与“大清”显然也是以义取。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武昌建立政权,称“新顺王”。攻占西安后,又于次年正月正式立国,改西安为西京,定国号为“大顺”,年号为“永昌”。同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以“大顺”为年号。很显然,李自成所定的国号,其性质与“大元”、“大明”相同,属于因义取号。但“大顺”究竟是何含义?为何同时受到李自成、张献忠的钟爱? 从字面上看,“顺”含有顺应、顺从之意,古代举兵者常以“顺天”、“顺民”为号召,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中也有自称为“顺天王”、“顺义王”的。李自成、张献忠分别以“大顺”为国号或年号,可能也含有“顺天应民”之意。 《礼记·礼运》有云:“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由此可见,《礼运》所言的“大顺”是对天下大治的理想社会秩序的概括。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就认为,“儒家之言治,莫高于大顺。”(《论学集林》“释大顺”条)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部队中,有一些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对儒家经典肯定有所了解,因此《礼运》的上述说法很可能就是“大顺”国号的来源之一。 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大顺”国号的直接来源很可能出自民间流传的一则刘伯温(即刘基)作的谶语。刘伯温是元末明初的著名政治家。在朱元璋东征西讨、创建明朝的过程中,刘基屡屡出谋划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概由于他精通术数,足智多谋,因此在他去世不久,社会上就流传开一些关于他的神异故事。到明代中叶以后,刘伯温的大名几乎是家喻户晓,托名于他的预言也越来越多,并被文人学士收入笔记杂谈中。在梁亿撰写的《遵闻录》(收入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62)中,就收录了一些刘伯温的谶言故事。其中一则云: 高庙(即明太祖朱元璋)尝命伯温卜历数之长短,伯温卜之曰:“遇顺则止。”高庙遂以书手空,良久曰:“三百单八亦足矣。”然此亦圣祖之谦德耳。盖其取天下于夷狄之手,名正言顺,虽汤武不能及。圣子神孙,享帝王莫大之业,虽与穹壤共敕可也。所谓“三百单八”,何足云乎! 按:梁亿,字叔永,广东顺德人,正德时进士,官至广西参议。《遵闻录》记载的史事,上自元明之际,下迄正德末年。由此推知,所谓“遇顺则止”的谶语,至迟在正德末年已在社会上传播。值得一提的是,在流传甚广的托名刘伯温的《烧饼歌》中,也有“遇顺则止”之语。据研究,《烧饼歌》产生于晚清,其内容多取材于明清稗乘所传录的刘伯温谶言故事,“遇顺则止”被采用于其中,正说明这一谶语的流传之广。 在李自成军中,宋献策是一位出谋划策的重要人物。他“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被“奉为军师”。宋献策很善于利用谶语邀取恩宠,鼓动人心。据记载,他曾上谶记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吴伟业《绥寇纪略》卷9)。事实上,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流传着所谓“李氏当王”的谶语,历代农民起义常利用这一谶语号召民众。到明朝时期,正式出现了“十八子之谶”,宋献策只不过是将这一谶语附会到李自成身上而已。出于职业习惯,宋献策对刘伯温轶事一定会很感兴趣,恐怕不会不知道“遇顺则止”的谶语。李自成对宋献策极为器重,“信之如神”(《明季北略》卷17),建立国号这样的大事,必然要征求宋献策的意见。李自成选取“大顺”?牛隙ㄊ墙邮芰怂蜗撞叩热说慕ㄒ椋园涤哂铮硎咀约菏谴竺魍醭闹战嵴摺?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都不免会有帝王思想和迷信观念。他们大多都迎合或制造一些谶语,以表示天命眷顾,从而增强自己行动的合法性。李自成、张献忠分别以“大顺”为国号、年号,就很可能是为了暗应“遇顺则止”的谶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