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在安徽长丰县，有一名70岁的老人刘庆章，他自己独自一人，靠捡破烂为生。10年间，他从外面抱回并代养弃婴50多个，由于生活困难，多数婴儿都被他送给好心人收养，其余的也送到了社会福利院。《合肥晚报》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新闻中提到了这样一点：刘庆章老人抱回代养的50多名弃婴中，除了少数被送到福利院外，大多都被一些无子女的好心人收养。

　　善良慈爱的刘庆章老人是值得敬佩的，但是他是否具有送养婴儿的资格呢？答案是否定的。

　　我国《收养法》中规定，可以做送养人的有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和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显然，刘庆章既不能代表社会福利机构也不是弃婴的父亲，而且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也不是婴儿的监护人。所以，他没有权利将抱回的弃婴送给他人收养。

　　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抚养婴儿的行为被人们钦佩，使人们感动，刘庆章老人还是违背了法律。

　　法律就是这样严肃地将感情与规则区别开来。然而，在指出一位10年行善如一日、挽救了50余弱小生命的老人行为违法之后，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这50多名的弃婴，为什么都要由一位捡破烂的老人抱回照顾？那些鲜活生命的未来，难道只能由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决定吗？

　　答案是老人的一句话，“在这个地方，除了我，那些弃婴是没人抱回去的，这样有些孩子就会饿死或者冻死。”

　　相比严肃的法律，这样见死不救的社会风气更显无情。冷漠的旁观者是应该被批判的，而本应担负起救助弃婴责任的社会福利机构，更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中深刻反省。

　　相比于个人，社会机构的能量能力要远为巨大。无论于情于法，救助、抚养被抛弃的婴儿，都是地方政府和福利院等必须且能够做到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则是社会机构的不作为将自身的责任推向了社会。于是，一个机构的分内责任逐渐演变成了一位公民的越俎代庖。

　　民间力量的“越权”，相对应的是政府责任的缺失。反省过后，我们还是希望当地的政府部门积极行动起来，接回丢掉已久的担子。文/李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