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大年三十，按传统的说法就是年关。在这一天里，人们将以各种方式，表达一个期许———有什么坏事，都留在年关的外头；有什么好事，都带到新一年去。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祈愿———社评部的三位评论员分别写下自己的新春感言，是对过去极不平凡的一年的感受，也是对未来注定更不平凡的一年的冀愿。

　　有些话不那么喜兴，甚至可能有点沉重，而重的原因，却是因为真。在年关吐露真情，应该是我们对猴年最真挚的祝福。

　　昨天，就在年根底下，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03年国民经济统计结果，其中两个最醒目的数字，让这份统计结果成了送给这个春节的最隆重的大礼———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达到9.1%，为1997年以来最大增幅；人均GDP则达到1090美元，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

　　因为有上半年的“非典”冲击，全世界对中国2003年经济发展都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做出各种互不相同，甚至彼此矛盾的预测。而即使是最乐观的预测，也没敢把目光盯在9%这样的高度。

　　GDP不能说明一切，走出GDP崇拜，也成了2003年政治、经济活动中最核心的指导思想之一。但GDP毕竟还是有效的经济统计数据，9.1%的增幅至少能够表明中国经济强劲的内在增长冲动。这种增长的冲动不减，一方面让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保持信心，另一方面也为已经开始而今后将更加艰巨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相对宽裕的余地。

　　至于人均GDP1000美元，通常被认为是从贫穷国家脱身的“大关”，而中国恰在这个春节前夕迈过这个关口，也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增添了一分“信心指数”。

　　不过，不管9.1%的增幅和1000美元这两个数字带给未来多少想象的空间，我们都不能不认识到，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不尽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意味着GDP的大幅增长，并不必然代表经济的健康、均衡发展；1000美元的人均值，也并没有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富足和幸福。

　　为民工追讨工资，几乎成了贯穿2003年下半年的社会核心话题。从温家宝总理为民工讨工钱的新闻报道出来开始，本报发表了近十篇社评。而当我们充分表达了同情、义愤，进而从技术角度追问了民工欠薪问题的所有症结之后，我们才恍然明了，顺着民工工资、民工命运这条线追索上去，中国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都将面临重大的调整和转型。如果没有成功的转型，民工的命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变；如果没有民工命运的真正改变，中国的发展就不是真正的发展。1.2亿民工及他们身后的8亿农民，已经成为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的最显在和敏感的指标。12

　　2003年，一系列经济结构调整刚刚开始，求真务实的新发展观、新政绩观刚刚起步，其效应将在2004年及未来的几年里逐步显现。伴随着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这一被全世界所关注的悬念，或许将引来比非典之后更关切的目光。而不管对1000美元这一数字如何解读，今后人均经济指标的任何增长，都一定是在大多数农民和其他穷人普遍获益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才符合基本的社会公正。

　　从高速发展到健康、均衡发展，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在这个年关走到一个关键的门槛面前。9.1%和1000美元的数字，意味着我们已经抬起了一只脚，但要迈过这道坎，还得再迈另一只脚。12

　　作者：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