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些译者的无识担忧徐永平

　　当今指问文学翻译质量的文章已经不少。有人说，现在的译者与过去的译者的最大差别是在中文；有人说，译文中大量的理解错误是现在的年轻译者外文水平低造成的；有人说，这要归罪于出版社缺乏合格的外文编辑。可能都有道理，然而，我却更为译者的无识担忧。

　　我是一个俄罗斯文学的读者和译者。今天能在书店里看到的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已经寥寥无几，这一方面反映了时代变迁的变化，往日俄罗斯文学的风光不在，一方面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对文化需求的选择。今天但凡文学翻译作品，大约百分之七十来自经济发达的美国、德国、日本等，甚至韩国也可占不小份额，这是不争的事实。国内对美国图书市场连当月的排行榜也了如指掌，而且经常可以做到同步在国内翻译出版，可见信息的灵通，手脚的快捷。“萝卜快了不洗泥”，翻译质量良莠不齐自然可以理解了。文学翻译图书市场的兴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丰厚的经济效益养育了出版社，也吸引了不少外文译者。但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出版在这一市场中恐怕没有给出版社带来多少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图书在市场上难得的原因。

　　一边是俄罗斯文学图书在中国市场上的难觅，一边是译者的无识着实令人吃惊，不忍卒读。最近，《中华读书报》2003年12月10日第19版载《法捷耶夫的生与死》一文（摘自《海上文坛》2003年11月号，崔亚平编辑），其中几处关键性错误令人吃惊，如此译者给中国读者的是一些变了味的精神食品，只能吃坏肚子。

　　一、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Фадеев1901－1956），苏联俄罗斯作家，著名小说《青年近卫军》1946年获苏联国家奖，去世前一直任苏联作家协会领导人。他的名字应当是亚历山大·法捷耶夫，而译者误为阿列克塞·法捷耶夫。显然译者把Александр当作了Алексей，但是Алексей的正规姓名译法应当是阿列克谢，也不是阿列克塞。

　　二、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ТрифоновичТвардовский1910－1971）苏联俄罗斯诗人、社会活动家，著名文学杂志《新世界》主编（1950－1954，1958－1970），多次获苏联国家奖。同样，译者把Александр当作了Алек－сей，于是文中有了“阿列克塞·特瓦尔托夫斯基说，爸爸非常爱女人……”注意，译者把特瓦尔多夫斯基写成了“特瓦尔托夫斯基”，显然译者不知道俄罗斯姓名有规范的译法，也不知道此君为何人。

　　三、“巴斯尔那克”是谁？如果说，上面两处错误出于译者对俄罗斯姓名的翻译规范不了解，那么，一个俄文译者，一个敢于动手翻译俄罗斯文学历史的译者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是何人，就不可以理解了。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ЛеонидовичПастернак1890－1960）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享誉世界文坛。而译者在文中写为“巴斯尔那克被划为苏维埃文学的庸俗者……”。我无法想象，对于一个如果没有俄罗斯文学知识的读者，看到这个作家“巴斯尔那克”，会作何感想？

　　四、文中另有一处“马尔沙克和奥列沙一起赞同判处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派别的死刑……”，显然，“马尔沙克”应当是马尔夏克（苏联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多次苏联国家奖的获得者，1887－1954）。

　　五、“Прошу похоронить меня рядом сматерьюмоей.”这是亚历山大·法捷耶夫自杀当日的遗书中的最后一句。译者却把它译为“请把我与母亲葬在一起”。

　　我不敢相信这位译者的中文水平会低劣到这种程度，也不敢想象读者看到此会作何想法。句子不通，且荒谬绝伦！儿子竟然会要求死后同母亲葬在一起！这样的译文岂不让人汗颜。

　　其实，此句此文早有人译过。蓝英年先生在他的《寻墓者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名为：《法捷耶夫之死》。其中有法捷耶夫遗书全文的译文。蓝先生的译文是：“请把我安葬在母亲墓旁”。

　　我不想再举“遗书”译文中的理解谬误和文理不通之处了。

　　当年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文学中占有一大半，固然是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但俄罗斯文学毕竟在世界文学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今日，在大量引进外国文学作品时无视俄罗斯，已是俄罗斯文学的不幸，如果偶而翻译引进一些，又是错误百出，那就更是中国读者的悲哀了。（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