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礼

　　中国近代小说（1840－1919）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数量多，而且在中国小说由古代向现代的过渡中具有独特的中介意义和变革意义，是“五四”新小说的先驱。20世纪初，中国近代小说就开始为西方文学界所关注，并陆续翻译成各种文字，仅一部《老残游记》就有英、俄、法、德、捷克、匈牙利、日、韩等8种文字，19种全译本，这说明中国近代小说已成为全球共同的精神财富。

　　西方人接触近代小说，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如果从1929年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Waley，1889－1966）翻译的《老残游记》片断《歌女》（小说第二回黑妞白妞说书）开始，到20世纪末，《老残游记》已有全译本、节译本、选译本数十种在世界传播。除《老残游记》外，苏曼殊的小说在国外也颇受欢迎。他的代表作《断鸿零雁记》很受世界文坛的关注。据长期研究苏曼殊的专家、美籍华人学者柳无忌介绍，一个世纪以来，至少有五种文字的译本流播国外。1924年梁社乾和英国汉学家亨利·麦克阿里弗分别将它译为英文，1938年又有日本饭土冢朗的日译本，1947年又有安娜·冯·罗陶斯歇尔的德译本，另外还有法译本和俄译本。他的另外两种小说《绛纱记》和《焚剑记》也由饭土冢朗译成日文。由于曼殊身世的关系，日本人特别喜欢其小说和诗歌。日本几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如佐藤春夫（1892—1964）、池田孝、增田涉、米泽秀夫、饭土冢朗、藤井省三等人都写过有关苏曼殊的研究论著。

　　曾朴的名著《孽海花》也有多种译本，除唐纳德·S·威利斯的节译本（小说24至26回）不计外，至少有三种重要的全译本：一是1960年苏联著名汉学家谢马诺夫翻译的全译本；二是1983年法国伊莎贝勒·毕戎的全译本；三是松枝茂夫的译本收入《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东京平凡社1963年）。其研究论著，主要有谢马诺夫的《曾朴作品的创作方法和艺术结构》（1970），彼得李（中文名李培德）的专著《曾朴》（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出版），日本麦生（森川）登美江写有研究曾朴与孽海花的论文十多篇。有代表性的是《关于〈孽海花〉的创作思想kk20回本及30回本的比较》，刊《中国文学论集》2集（1971·5）；《孽海花的文体kk美的追求》，刊《中国文学论集》4集（1974·5）。德国的布兰卡·施奈德曾以《论曾朴的〈孽海花〉及中国晚清小说》的论文在列宁格勒大学留学期间获副博士学位。

　　吴趼人的小说也颇为西方人所关注，他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法译本，由法亚尔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英文节译本，由刘师舜译出，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出版。刘精通英语，所译《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译文流畅，虽为节译本，但基本上反映了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较准确地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了吴趼人的这部代表作。日译本出现最早，由小林嘉翻译，这个本子只是节译本，并改名《支那浮世物语》，1926年丸内书院店印行。

　　此外，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也颇为西方人所喜爱，先有库恩的德文节译本。虽为节译本，在西方影响很大，法国的欧仁·贝斯托的法译本《儿女英雄传》就是据库恩的节译本转译的，题名《黑暗中的豪杰》（1956）。另有日人猪俣庄八（1912－）的译本（1946）和大田辰夫的译本（1969）。

　　近代小说在亚洲各国也有翻译，除上面介绍的日文译本外，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越南与中国关系密切，汉语作为书面语言，也曾沿用了很多世纪。两国在文化上有很深的渊源。19世纪中后期越南推行拉丁化越南语后，为了阅读的需要，更掀起了一个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热潮。据我所见到的中译越通俗小说书目记载，越南开始翻译的近代小说是武侠小说，因为伴随着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越南城市人口的增加，1925年前后越南大量翻译中国的武侠小说，属于近代小说的有《七侠五义》（即《三侠五义》俞樾的修定本，广元译，河内出版，1934—1935）、《小五义》（范文雕译，西贡出版，1930）、《续小五义》（范文雕译，西贡，1931）、《七剑十三侠》（阮文药，西贡，1924）、《续七剑十三侠》（李玉兴译，河内，1928—1929）等，有的小说还有多种译本，如《七剑十三侠》有五种译本，《七侠五义》有两种译本，此外，译成越南文的还有《荡寇志》（尤中和、阮克幸译，河内，1935）、《新三国志》（阮政瑟译，西贡，1910）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20世纪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也传入越南，这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后都市经济、市民文化的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增长有关。据有关材料显示，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徐忱亚的《玉梨魂》（吴文篆译）、《雪鸿泪史》（阮光创译），上世纪30年代就已译成越南文，均在河内出版。另一部小说《余之妾》（阮南通译，河内，1939），我怀疑就是徐枕亚的小说《余之妻》。《余之妻》，30章，属长篇哀情小说，最早的中文单行本是1917年2月1日小说丛报印行的本子。如果我的猜测不错的话，仅徐忱亚的小说就有三种译本。另外，属于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尚有息观的长篇侠情小说《鸳鸯剑》（青庭、俊琅译，河内，1937），双园的哀情小说《合浦珠》（从侬武敬译，河内，1929）等。

　　在印度尼西亚，一些侨生华人，在用马来文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翻译的同时，也译过几部中国近代小说。早在1915年，李云英（他是华侨，是马来语及华人马来文字创始人之一的李福全的儿子）便翻译了《荡寇志》，由《新报》（马来文报）社出版。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也在这时译出。与此同时，近代的侠义公案小说也相继翻译出版，1915—1916年，李新若译出了石玉的《三侠五义》，连载于《苏门答腊报》，20年代又有王金铁和黄金长的译本，开始分别连载于《新报》和《镜报》，后者有单行本印行。1921年，钱仁贵翻译的《彭公案》，分15册陆续出版。此外，还有一部品红女士著的《小红儿》，原著1907年9月由上海小说林社出版，1909年钱仁贵译成马来文，这是一部武侠小说。尤值得注意的，黄世仲的革命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也由王金铁译出，于1917—1921年，分19册陆续出版，这是一部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的小说。冯自由说：《洪秀全演义》“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不仅中文本在各地华侨间流播，而且还有马来文本。

　　印尼翻译中国小说的特点主要有三点：一是翻译主体大多是当地出生的华人，译入语多是马来语。二是翻译方式，20世纪初期，他们的翻译有的也采用林译式，即由懂中文的人口述，再由不懂中文而懂马来语的人笔录。第三，译者尽力使译文接近于原文，但又考虑到适合当地读者的欣赏习惯。

　　由如上叙述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近代小说的流播，已日渐扩大，从侠义公案小说、刘鹗等近代四大小说家的代表作，到黄世仲（小配）的革命历史小说，再到苏曼殊等人的爱情小说，都有了外文译本，这说明近代小说已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遗产中的一部分。（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