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论从田野出发(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22日08:19 光明网

　　——首期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回叙张小也

学员们在刷洗石碑，抄录碑文。　　中国的传统历史文献十分丰富，从朝代更迭到建置沿革，有着各种给定的线索，然而，历史人类学的任务是将这些线索放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从中勾画出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历史脉络。因此，虽然关于蔚县有若干种志书，我们还是要到田野中去寻找文献之外的历史。

　　当我们在图书馆里苦思冥想，看不出历史脉络时，是不是应该到田野中去寻找时空联系？当很多在地方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抱怨缺乏资料时，是不是可以看看身边正在消逝的历史档案？

　　去年下半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首期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该班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乡土中国研究中心主办，学员（包括正式学员和旁听学员）数十名，是来自全国各地十几所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与文博系统的35岁以下的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

　　笔者因参加2001年12月中山大学的田野工作坊，对于历史人类学曾有所接触。它在观念、理论与方法上的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此我曾写下《人文学者的工作坊》一文（《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22日》），对它的缘起、活动与主要参与者进行报道。与田野工作坊的传统一致，研修班的教学与实践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进行了7次讲座、7天田野调查和11次讨论，学员们颇多辛苦，也颇有收获。理论：疑问与解答

　　研修班讲座的主题是：萧凤霞的“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陈春声、赵世瑜的“从传说解读历史”，庄孔韶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科大卫、蔡志祥的“宗教文书与乡土社会”，郑振满的“民间契约文书的收集与解读”，刘志伟的“族谱：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以及孙立平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口述史”。

　　听者当中除了授课老师的学生之外，其他人对历史人类学都比较陌生，感到新鲜甚至是震动，之后却又有些迷惘。笔者也有过同样的感受，这是因为历史人类学突破了我们长期接受的学科训练，对我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前提与结论都是一个挑战，很难被纳入到原来的知识体系中去。只有彻底更新观念，才能理解它、接受它。在听课过程中，学员们向老师发出了诸多疑问，而老师的回答，乃至回答的方式，都显示了历史人类学的重要特征。

　　究竟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在研修班中，“究竟什么是历史人类学”是最经常被学员们问起，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明确答复的问题，几位学者不肯对这一概念做学科分类意义上的解释，他们甚至会说，“叫什么没关系，你可以随意命名”。这让一向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入手的学员们摸不着头脑。其实，他们的态度本身已经说明了历史人类学的本质特征。

　　历史人类学的鲜明特色是不从概念出发。以萧凤霞的讲座为例，笔者以为这是七次讲座中最具理论性的一讲，然而，她通篇都用了叙述过程的方法，并且称“历史人类学”为“我们在华南做的研究”。的确，对于萧凤霞、科大卫、蔡志祥、陈春声、刘志伟和郑振满等学者而言，今天的所谓“历史人类学”，就是他们在华南研究中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并由此产生的具有广阔视野的研究方法，其背景是国际学术环境的变化，具体过程中则存在着种种机缘。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赵世瑜等因吸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与华南研究殊途同归。历史人类学的产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历史学需要人类学的文化批评和田野方法，人类学需要历时性观照，各自的学术传统都在发生变化，其优势恰好在于打破学科之间的分界，因此，挂什么牌子并不重要。那么二者之间是否真的不存在分界了呢？当然不是，萧凤霞认为，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人类学者都只是需要借鉴他人来增加对自己学科的敏感度，他们会分别继承自己学科传统的问题意识，并不断挑战前人的目标。

　　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学员们经常问的另一个问题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经常是一个很小的点，这样的研究有什么代表性呢？如果没有代表性，那么对于?袢死唇灿钟惺裁唇杓庖迥兀慷源耍肝谎д叩墓餐捶ㄊ牵康鞔硇缘慕峁遣痪哂腥魏未硇裕颐怯Φ惫刈⑷死嗬贩⒄沟拇笪侍猓牵飧瞿康闹荒芡ü鄄炀咛宓那Р钔虮鸬亩韵蠛凸汤创锏剑弥Ｕ衤幕袄唇玻坝写硇缘氖俏颐堑奈侍庖馐抖皇茄芯慷韵蟆薄Ｋ腔怪赋觯啡死嘌а芯康牡闼淙恍。羌辛死贰⑸缁帷⒄斡胛幕囊庖澹芯空呔荽诵纬啥岳氛宓摹⒒乖娜鲜叮庵秩鲜妒前凑兆陨淼穆雎缍皇前凑漳持忠蚬龆邸乇鹗墙⒃谙执缁峥蒲Ю砺刍∩系囊蚬龆鄯⒄沟摹Ｄ敲矗庋难芯砍晒欠袢匀痪哂薪杓庖迥兀吭诒收呖蠢矗廖抟晌适堑模皇撬嗟卣故玖死贩⒄沟亩嘌裕残碚庹侨嗣窃诙韵执缁峤蟹此际弊钚枰慕杓庖濉?

　　如何从民间材料中发现历史？受过历史学科训练的人在阅读文献方面大都有些基础，但是在听取口述、观察仪式方面就不那么灵光了。因此，学员们对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也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几位老师以自己丰富的经验一一给予解答。科大卫回答说，“在乡下跑两天，问几个问题，这不是田野，各种方志里记录的风俗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因为它们通常只是笼统地描述了‘怎样做’，这是绝对不够的。我们关心的不是风俗，而是其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关系”。关于为什么要观察仪式，蔡志祥解释说，仪式是一定时空中一定人群的活动，仪式将人们对社区的参与整合为一系列象征符号，而且具有传承性，这是因为仪式必须是固定的，否则在人们心中就失去了效力。我们研究礼仪的出发点仍然在于社会，仪式是不掌握文字的人的历史记录，其发展变化也反映着社会发展过程。田野：经验与感觉

　　研修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田野考察，地点是河北省的蔚县。

　　蔚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与山西省交界，明代时曾属山西大同府。五代时它曾作为幽云十六州的一部分（当时叫做蔚州）被割归辽国，此后历经宋、金、元等朝代，一直在少数民族政权的控制之下，直到明代才回到汉族统治者手中。但是，由于瓦剌蒙古多次骚扰明朝的北部疆域，它仍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令蔚县大出风头的一次历史事件是土木堡之变，当时，怂恿明英宗视察前线，造成皇帝被俘，自己命丧阵前的司礼监王振即是本地生人。

　　中国的传统历史文献十分丰富，从朝代更迭到建置沿革，有着各种给定的线索，然而，历史人类学的任务是将这些线索放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从中勾画出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历史脉络。因此，虽然关于蔚县有若干种志书，我们还是要到田野中去寻找文献之外的历史。

　　按照族墓书写族谱。杨是蔚县历史上的另一位名人，据说蔚州曾为元大都（北京）修建城门提供建筑用材，而杨对于伐木运京很卖力气，因此得到了朝廷的褒奖，被封为忠顺大夫，知宣德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杨氏先茔碑铭就是杨为其祖先立的，碑文是大书法家赵孟的手迹。这固然弥足珍贵，但是，与碑铭所在地——麦子疃杨氏族墓显示出来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相比，要差得很远。在一片坡地上，几十座（如果不是被雨水冲刷、泥土掩埋，甚至人为破坏，则会更多）坟墓集中在一起，一定程度上还看得出左昭右穆的规制。在老师的带领下，学员们一座一座地看过去，记录墓主之间的关系，在晚间的讨论会上，一个小小的族谱建立起来了，将其与杨氏族人手中的族谱相对照，居然发现后者存在着一些错误。

　　在碑刻中寻找百姓故事。蔚县境内现存大量碑刻，其中的绝大部分没有像杨氏先茔碑那样被当作文物保护起来，然而老师们指出，它们记录着我们百般寻找的普通人的历史。宋家庄的苏氏祠堂里外各有一块碑，上面记载苏家祖先于正德十二年授龙门指挥使，从南方迁来蔚州，死后葬于宋家庄，苏家人庐墓而居，并建立了祭祀祖先的墓社。乾隆年间族中有士大夫出面买地，经营祭田，承担赋役，建立宗祠并组织仪式。这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参与宗族建设的故事。单堠村关帝庙墙上的碑文中记录了单堠村与回回墓村之间发生过的矛盾：回回墓村原为单堠村的帮庄（所谓帮庄就是没有正式在国家赋税体系中登记的村子，又叫另庄，正式登记的村子叫做正庄），分摊单堠村的赋役，后因回回墓村抗不交纳，单堠村的乡正、副请官断定，后者遂独立成庄，承担赋役。这样鲜活的社会经济史资料是我们在传统文献出无法看到的。

　　从访谈看历史记忆。蔚县人对自己的历史很自豪，我们下车伊始就被告知，全县现有多处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丰富的馆藏文物。然而老师们提出问题：虽然有文物为证，但是不同历史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王振家乡的人知道有这么个名人吗？学员们在所到之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访谈，结果发现，在据说是王振家乡的卜北堡，已经找不到他的家族的任何后人，现在住在堡中的居民似乎不愿意讨论王振其人。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倒是讲了一通土木堡的故事，但一听就是从书上看来的。杨的后人至今仍居住墓地边的村庄里，与自己的祖先为伴。但是，他们对那一片墓地没什么感情，清明时祭拜的也不是这些祖先，而是离自己的小家庭更近的祖辈父辈。这些都引发了我们对历史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历史记忆的深刻思考。

　　蔚县之行，给每一个学员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笔者而言，有三点感受最为强烈：

　　一是经验的重要性。经验成就感觉，感觉虽然不一定能够落实到文字上——换句话说它也许不能写成文章发表，然而，它能够帮助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把握，因此十分重要。

　　二是各地都可能有丰富的研究资料。本次活动中，学员们只去了十几个村庄和寺庙，却发现了一二百块碑。碑刻默默地诉说着历史，特别是我们在文献中无法发现的历史。笔者不由得感慨，当我们在图书馆里苦思冥想，看不出历史脉络时，是不是应该到田野中去寻找时空联系？当很多在地方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抱怨缺乏资料时，是不是可以看看身边正在消逝的历史档案？

　　三是田野工作必须建立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历史人类学研究看起来很有趣，但是入门之后你会发现，它是非常严肃和艰苦的，尤其要求扎实的文献准备。老师们强调，不阅读文献是无法在田野调查中找到感觉的。有趣的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学员有较好的阅读文献的功底，他自嘲说是因为香港资料很少，不得不细读。他的话对于我们这些拥有更多资源的内地学者来说，也许是一个提醒吧。

　　在田野工作中，研修班的学员不仅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对历史人类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大家群策群力，建立了一个“蔚州模式”，并且在研修班结束之后仍不断互通信息，来丰富这个成果。

　　第二期研修班今年还将举办，我们会与更多新朋友相约在广阔的田野。（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