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欧盟日渐疏离吗？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22日08:19 光明网

　　编者按：中欧文化高级论坛不久前在清华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讲人是著名欧洲学者、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主席、国际文学理论学会顾问、欧洲科学院院士、荷兰乌德勒支大学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杜威·佛克马。他的演讲题目是“美国和欧盟要分崩离析了吗？——文化理论和文化差异的反思”。佛克马教授从文化的多义性入手，把文化分成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学艺术、甚至宗教等多种，然后具体对政治文化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文化是一种习俗系统，而这些习俗是为了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而发明出来的，其主要功能是为了协调

各种关系。他接着用这个观点分析了罗伯特·卡甘的新著《论乐园与权力》（2003），最后就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对欧洲和美国文化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尽管后现代性话语始于美国，但后现代文学的特征却多见于欧洲，尤其是北欧和荷兰。但这些国家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存在与日常生活或政治文化的后现代习俗并不成正比。于是，他得出结论说，社会越是具有后现代的日常生活或政治文化特征，就越不需要后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学显见于仍然固守现代性的国家，因为文学通常描写的是具有差异的现实。

　　不久以前，一位历史学家在《欧洲评论》中提议废除“文化”这一词汇，因为在他看来，这一词汇已经变得毫无价值（冈汉姆Garnham2001）。本人在过去的15年中一直参与荷兰科学研究组织的一项大型项目，旨在从欧洲的视角描述荷兰文。正是这种经历使得我对这样的一种提议感到震惊，甚至感到有损尊严。诚然，“文化”这一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中被广泛地使用，有的时候甚至没有界定它的确切含义，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文化”这一词汇，而作为学者，我们的任务就是阐明这个词汇，区分它的不同用法，使它经得起研究。

　　几乎每天，报纸都在提醒着我们：“美国与欧盟日渐疏离”，据推测这一疏离过程开始于冷战结束后的1989年；巴尔干半岛危机中，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则日益明显；而到了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世贸大厦，这种分歧更为加大；最后，2003年初在英国、澳大利亚分遣队和波兰军队支持下，美军对伊拉克入侵，更凸现了美国政策与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和法国）不同反应之间的矛盾分歧。从政治的角度看，我们不再有可能用“西方”这一词指代某种统一的整体。这种表面的分歧是不同文化的问题吗？文化差异是不是这种分歧的深层次原因呢？现代权力与后现代天堂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卡根的《天堂与权力》。这部书发表于2003年，最初的雏形是2002年发表在《政治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这本不到100页的小册子至少有两点是很独特的：首先，它大言不惭地公然赞赏美国的军事力量，藐视国际法；其次，他认为美国是“现代的”而欧洲是“后现代的天堂”，这点也是我要锁定的方面。卡根确实是在用文化术语来描述美国与欧洲的区别。他的文章开首就是这样的一个句子：“现在，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美国人与欧洲人的世界观是一样的了。”

　　世界观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他们是如何被合法化的？卡根与传统的观点，也和共和党的观点一致，那就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倾向于单边主义。他这样写道：美国人“不愿意通过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不太喜欢与其他国家合作追寻共同目标，对国际法持有比较怀疑的态度，如果他们认为必要或者有用，他们会更愿意违背国际法行事。”

　　然而，欧洲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表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按照卡根的描述：“他们小心周密地处理问题，试图间接微妙地影响他人。他们能够容忍失败，当解决方式不能马上奏效，他们也会很有耐心。他们大体喜欢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趋向于用协商，外交和劝导的方式，而不是用威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更愿意通过国际法、国际惯例和国际舆论来解决争端。他们试图用商业与经济纽带将世界各国联系起来。”

　　卡根承认这些只是一些大体的总结，但他用这些特色来解释他所谓的美国与欧洲“策略文化”。美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公开支持国家违背国际法行事，这是一种新的现象，正如在欧洲，不愿违背国际法也只是过去半个世纪里的新生事物。这种不同的习俗源于美国与欧洲所处的不同情况。

　　欧盟是谈判与折中的产物。1945年以后，不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没有任何单个欧洲国家可以与其他的欧洲各国联盟相抗衡。在欧洲，事实证明这种谈判与折中模式是很有效果的。1957年在罗马成立的六国欧共体，到现在，已经扩充到15个国家，到2004年会有25个国家。更多的国家正在列队等待加入欧盟。不需要军事劝说或者经济压力，任何后来者都可以自由地接纳各种民主的有关司法、经济组织和政治政府的欧洲条约。因为人员与货物可以自由流动，大多数国家又使用同一种货币——欧元，欧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在不断扩充的广大区域实施法律。另外，欧洲的模式是成功的，所以世界其他地区也正在效仿，比如拉丁美洲的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智利等国家正在建立一个名为Mercosur（西语）或者Mercosul（葡语）的共同市场。

　　卡根认为由于欧洲在冷战中受到了美国的军事保护，所以可以静静地进行它的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美国深知世界是一个灌木杂生的丛林，而欧洲正在向里看，忙于建设它自己的世外桃源。让我们将卡根的观点再推进一步，在他看来，美国人认为人天性是坏的，而欧洲人希望和期待人大体是好的、可塑的，甚至是可以完美的；“美国陷入历史泥潭之中，在一个国际法与任何规则都不可用的无政府主义的霍布斯世界中实施力量，”欧洲“正在脱离权利力量，走向一种由法律规则，国家协商与合作构成的自足的社会，……正在进入一种后历史主义的平和与相对富足的乐土，一种康德（ImmanuelKant）的‘永久和平’”。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歧是强与弱的对立，武力入侵与谈判的对立，单边主义行为与多边协商的对立。差异的阐释

　　这些分离与对立产生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军事力量的客观因素：美国国防预算比德国、法国与英国的总和还高三倍。另外，精良的技术使美国的士兵与设备有更强的御敌性。美国人比欧洲大陆的人更能够接受冒险，而超级大国意识更促使美国政府进行军事冒险。

　　另外一个因素是美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地域因素。欧洲人在欧洲的疆土内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欧盟对世界的关注点主要是经济的，而不是政治或军事的。相反，美国政府要关注的是一个全球性庞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网络。卡根说欧洲人和美国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在这点上，他确实还是有道理的。

　　然而，美国的“战略性文化”有令人难以接受的矛盾之处。当美国总统布什公开声称为了世界的进一步和平而进行防御性战争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其他人马上批评说那是一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美国以为会有联合国的全力支持，最终上演的却是一场超级大国的独角戏。如果美国再重复这种先发制人的行为，或者再有其他国家来模仿，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种防御性的战争会引发其他防御性的战争，这样下去不仅不会使世界更安全，还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混乱状态。尤其是在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时就开始一场防御性的战争的时候，比如对伊拉克的入侵，就只是因为假设了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而这种假设是未经证实的，这样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当乔治·W·布什宣称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原因之一就是想推翻独裁统治，给伊拉克人民以民主，一个本质矛盾就出现了。美国开始的这种单边行为本身就违背了安理会的民主决议。尽管美国总统宣称会教会伊拉克人什么是民主，但它在联合国的表现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代价高昂的悖论远不能达到目的。当我听说美国根据这样难以成立的不民主的理由而入侵伊拉克时，我马上感到世界被美国拽着至少倒退了一个世纪。

　　作为一个欧洲人，我确实相信沟通、折中与逐步进步。卡根认为这样的观点与纷繁复杂的世界相矛盾。那么，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为什么美国进行单边军事行动。我已经提到了两个原因，卡根也有提到的：首先，美国的高科技军事力量使他们比欧洲人更冒险；其次，美国人更是强烈意识到他们居住的世界比欧洲人的世界更混乱，因为欧洲人只是将兴趣与视野放到了欧洲大陆内部。

　　我认为还有第三个因素导致美国倾向于采取单边军事行动，而这一点，卡根是完全忽略的。这一点，要从美国的历史里找寻。美国的历史是暴力的历史，包括奴隶制（特别是南方各州），还有对成千上万印第安人的欺骗、杀戮与土地掠夺。最近的政治文章对奴隶制的谴责声不断，美国不再有肤色的歧视。但是美国的印第安人的境遇如何？从美国开始有最初的殖民者，从荷兰人（在现在的纽约这个地方）到后来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势力，他们都是在欺骗印第安人。美国印第安人的灭绝就是一场种族屠杀。但是美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很少会有这样的记忆，当然卡根的文章的阐释体系里也是不会有这样的内容的。在人人都有枪的美国家庭，在美国监狱的死牢里，在这场防御性战争的概念与事实中，这种种族屠杀被蒙上了一层官方暴力的面纱。

　　种族屠杀也困扰着欧洲，但欧洲各国用各种书籍、电影和电视节目来面对大屠杀这样的事实。最近，就在2003年10月3日，当德国庆祝德?骋蝗铡焓保鹿芾砀窆隆な┞薜略诼砀竦卤さ墓俜角斓渖戏⒈斫不埃盍钊司娴氖撬蟮闹饕萁舱呤?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雷（ImreKertesz）。作为一个匈牙利人，他代表着2004年将要加入欧盟的10个东欧与中欧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同时作为一个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他提醒每一个在场者不要忘记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不要忘记对犹太人的屠杀。欧洲人记得60年前的那场种族屠杀，但当今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的文化记忆中是否还同样保留着对16到19世纪对美国印第安人的种族屠杀的记忆呢？

　　欧洲人对400年前的殖民历史怀着愧疚感，而美国人似乎认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样黑暗的历史，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欧洲，大屠杀的幸存者使人们感到罪恶感和愧疚感，甚至需要心理宣泄来治疗，比如2003年10月3日，德国庆祝德国统一日时凯尔泰斯所作的演讲就是一个例子。正如卡根所诊断的，欧洲“正在远离权力”。在欧洲尽力与过去协调之时，美国则完全忽略过去，全身心地想着未来。但是，对于过去经历的记忆是生活与政治成功的关键。

　　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和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有一点还需要说明。施罗德对于能够对美国的入侵行为说“不”很是自豪，但凯尔泰斯批评德国的行为是不关注美国的入侵。他支持美国的入侵行动，他将萨达姆·侯赛因与希特勒进行比较，他还提醒人们注意“慕尼黑条约”——1938年9月，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签订的条约，将二战推迟了不到一年，但这被普遍认为是一种错误的绥靖政策。

　　出于本国的历史原因，有较多中欧与东欧的国家赞同美军入侵伊拉克。不论人们会怎么想，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德国国庆日，凯尔泰斯不仅仅是提醒读者记住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同时也提出了一种与施罗德相反的政治观点。这一庆典表明了欧洲文化中的不同立场的共存与对话的特征。这是一种希腊遗风与犹太基督传统之间的对话，是清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徒之间的对话，也是理性人文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欧洲民主的背景正是由这种对立性构成的。有人可能会怀疑美国是否有类似强烈的对话意识，因为美国传统的公众生活更多的是宗教与上帝的祈福。现代与后现代

　　卡根没有提到宗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他却指出了美国与欧洲文化差异中很有趣的一面，这一点我们在前面也曾经一带而过。美国对于它自己的超级大国和拯救世界的地位深信不疑。卡根不无讽刺地指出，美国人“总是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人类幸福的秘诀，希望将这种发现传播到世界其他的地方”。然而，欧洲人缺乏这种自信，用克里斯·帕登（ChrisPatten）的话来说，“经过几代的偏见、战争和灾难，人们就容易走妥协与折中之路了”。卡根将美国人的观点称为“现代的”，将欧洲人的观点称为“后现代的”。这种说法本需要进一步解释说明，但卡根没有这样做。“现代”不仅仅表示使用权力，“后现代”也不仅仅是拒绝使用权力。很令人惊讶的是，卡根严格地区分出现代的美国和后现代的欧洲，实际上，很多欧洲人更趋向于将北美认同为既是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

　　“后现代”这一词汇是在1946年由欧洲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在他的简写本《历史研究》中首次使用的，意思与现在的用法基本相当。他描述了经济与工业领域全球化的倾向（但没有用“全球化”这一词汇），认为国家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实体，既面临区域主义也面临跨国公司的挑战。但是在汤因比使用“后现代”这个词以后，并没有很多人继续使用。直到20年后，美国文学评论界才开始广泛使用这一词汇。在讨论建筑和哲学的时候，这个词更广泛地被使用，最终成为了一个大众社会和政治研究中的寻常词汇。

　　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应加拿大魁北克政府所托，写出《后现代状况》这一报告，在报告中他对习俗通过大叙述使某些社会行为合法化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质疑启蒙主义传统、现代主义和科技进步等能够起的作用，并特别批判了哈贝马斯通过理性争论达到共识的观点（尽管不是非常令人信服）。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也跟进了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他认为后现代主义那种排斥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进步的态度不会维系很久。对于英格哈特来讲（但不是对于卡根），后现代只是对现代的合理修正。英格哈特认为，后现代主义颠覆了宗教与国家的权威力量，对种族和文化多样性更加宽容，强调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私人生活。

　　英格哈特对于后现代的认同并不影响他与卡根的争论，英格哈特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有在现代主义取得成功之后才能够成功发展。卡根认为欧洲后现代主义方式只有在美国军事主义的保护伞下才能够繁荣起来，英格哈特却认为后现代主义只能建立在现代主义所提供的物质稳定、人身安全、教育有效的基础上，是与任何权力机构相脱离的。

　　尽管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源起美国，但英格哈特与卡根都看到，后现代主义态度在欧洲是更普?榈摹Ｓ⒏窆厣疲箍暗哪晌歉鞴牒衫际粲诒冉虾笙执饕宓牡厍阂蛭埃ㄍ臣剖荩┍砻鞅迸犯鞴牒衫际堑厍蛏献钗笙执墓摇闭庖唤崧凼怯⒏窆馗荻?43个国家人口的有关习俗信仰调查的大量数据得出的。

　　卡根发展了权力理论。美国政治圈子里的人总是希望将美国的民主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他们认为军事力量可以解决问题，有的时候甚至有必要发动防御性战争。有必要明确的是，卡根的观点与以乔治·W·布什为首的共和党观点是一致的。这种对强权与武力的宣扬是一种习俗，如果美国政府在实际国际政治的实施中遇到难题，这种习俗也许会减弱。没有任何习俗可以终生有效。如果环境变换了，世界的反应与美国所期望的不同，或者有了不同的目标，那么美国的政治文化也会发生变化。幸运的是，不论怎么去抱怨，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很有可能2004年乔治·W·布什不会连任，会有另外一个总统引入一种新的不那么单边的国际事务方针。

　　欧洲情况亦然。如果现在这种大多数人支持的协商与折中的习俗惯例不能达到预期目的，欧盟内各个国家的合作趋势将减弱，民族主义将再一次兴起。大概欧盟也会认识到所谓的后现代习俗只能建立在现代的组织、透明的政治民主、公众的安全以及军事防御基础之上。欧盟脆弱的结构必须能够抵御各种片面的区域与个体利益的冲击。不论卡根所谓现代的美国政策还是所谓后现代的欧洲态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习俗观点不是静止的，它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变化。全球格局的些许变化，政治观点的转变都会影响习俗观点。如果说今天的美国与欧盟在疏离，那么明天他们也许又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英格哈特是根据一系列数据得出结论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荷兰是世界上最后现代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文学又是什么状态呢？是不是人们也会在这些国家找到最后现代的文学呢？在北欧和西北欧地区有很多后现代作家——比如简·克杰斯塔德（JanKjaerstad）与彼得·赫格（PeterHoeg），荷兰的西斯·努特博姆（CeesNooteboom），、哈瑞·穆利殊（HarryMulisch）、阿农·格朗伯格（ArnonGrunberg）等。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荷兰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在文学中的地位与后现代习俗在日常文化与政治文化中地位是不一样的。恰恰相反的是，一个社会越是具有后现代的特点，就越不需要后现代文学。在扎根于现代主义的社会中可能更容易找到后现代文学，这是因为文学所描述的总是与现实不一样的，作者的观点与真实的数据也常常会有差异。（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