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25日电随着2003年下半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代之以“救助管理办法”，各大城市街头的乞丐问题成为关注焦点。北京青年报今天的一篇文章就探讨了职业乞丐该怎么治理的问题。

　　文章说，应该说，在多数情况下乞讨行为并不招人喜欢，尤其是当有欺骗性乞讨存在，甚至有人强制利用未成年人乞讨而为自己牟利时，乞丐和他们的乞讨行为就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肮脏丑恶，其厌烦之情也就很难避免。但是，招人厌恶不是罪与非罪的判据，即使是多数人的厌恶，也不能成为禁乞的依据。因为国家是所有公民之国家，所有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在其具体行为未经具体审判而确认为非法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应该因其某一特定身份而被宣判为社会的异己者。同理，城市是所有中国人的城市，而不是所谓“我们”城里人的城市。因此，尽管乞丐的存在可能给城市的市容造成一定的尴尬，过于庞大和密集的乞丐群体，也容易引起对治安问题的担心，但无论城市的市民还是城市的管理者，也没有权力据此而把没有具体犯罪行为的乞丐群体作为“他们”而驱逐出城市，或城市的某个特别光鲜的局部。

　　一个理性的社会必须提防个体情感上升为集体意志，更不能使其借助某种程序形成公共决策或法律意志。

　　当然，面对乞丐群体中对社会秩序确实造成危害的现象，也不能束手无策、放任不管，只是任何措施都必须以遵守国家法律、符合公平原则、尊重管理对象的权利为前提。比如近日有报道称，有关部门将探索对乞丐等城市流浪人群管理的新办法，其中的重点在打击组织、唆使流浪乞讨的“幕后人”，依法严惩诈骗、胁迫儿童乞讨者。这样的重点选择无疑是恰当的策略。针对具体人的具体违法行为，通过具体的司法过程进行打击，符合法治原则，也能够对遏制恶乞等不良现象有一定作用。也有城市以政府名义发出对市民的公开信，鼓励市民不向乞丐施舍，以断“乞讨致富”者的财路，也鼓励真正需要救助者走进救助站。这种号召虽然有违于我们一向鼓励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但在治理、减少乞丐的各种办法中，应该算是比较合理的一种。

　　上述管理办法的效果估计都不如收容遣送或禁乞等强制措施明显，但又显然比强制措施更合理、合法。这种权力受到各种制约，却又必须寻求解决之道的两难，是中国在实现现代社会过程中越来越要面对的局面。政府在这样的两难中学习执政，公民在这样的两难中学习行使自己的权利，就是中国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