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今年七十又四，用他老人家的话讲，已到“黄泥巴埋到脖子颈”（即离死不远了）的年龄，但至今仍身体健康，挑一百来斤谷物，走得轻松自如。自解放前出生，外公便一直在江津永兴镇这个地方生活。

　　最近两三年来，外公突然多了一些忧心的事。尤其是今年春节，外公更显得忧心忡忡。

　　村里的土地大多被租用

　　外公所在村子的大部分土地，去年底被一个外来的商人租赁，用于栽种柚子，租赁的单价是每亩地五六百斤粮食，或折合成人民币300多元，一次性支付。

　　有相当一部分村民，高高兴兴地将自己的土地租出去了。一阵镰刀锄头之后，先前绿意融融的田地，变成黄黄的一片。指拇大的柚子树苗，一株挨一株地栽上了。

　　“土地最诚实，种下蔬菜就长蔬菜，种下稻谷就长出稻谷。”突然告别依存的土地，外公有些惴惴不安，拿着支付的那几百斤粮食，怎么生活？听说这些商人是打“退耕还林”的擦边球，领取政府的补助；要是搞个一年半载就走了，留下的烂摊子谁来负责？外公说，这些疑惑都是大家很关心的，但没有政府官员来告知。

　　外出打工的血汗钱少了

　　而另一件事是，包括舅舅在内的村子里的大多青壮年都外出打工，虽然挣钱，但其中也有让外公忧心的地方。现在土地已没啥盼头，外公掰着手指说，一百斤谷子才六十来元，而舅舅到北京打工，一年剩“干净钱”（纯收入）1万多元，要买近两万斤谷子。

　　大年三十的下午，邻居刘大娃就借着酒性发牢骚，说包工头开的工价太低了，“心黑！”刘大娃去年也是到北京搞建筑，去的时候说好每天50元，但到年终结账时，工头只给15元。心中盘算着的收入少了一大截，但又只能“哑巴吃黄连”，口说无凭呀！

　　舅舅未遭遇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小小的包工头。但听到刘大娃“无助的牢骚”，外公就啧啧地感叹，“天哪，一少就少了千多块哪！”

　　外公不懂合同是什么，而村子外出打工的，没有一人签过合同。像刘大娃那样的人多，结果只能吃“哑巴亏”。吧嗒着旱烟，外公轻声地说，“这钱来得不容易呀……”本报记者何超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