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生活了17年，记者已算“重庆崽儿”了。

　　农历的腊月二十九回到家乡，浓浓的过年氛围立即就包围过来：到处高高挂起红灯笼，鞭炮声从小县城的各个角落里传来；唯一的一条街上，孩子们提着一挂挂鞭炮，点燃了往天空抛撒，任由鞭炮在空中炸响，爆出满城的硝烟味。

　　久居重庆这种大都市的人们，距离这样的过年很远。依然留守在贵州那个小县城的父母说，那里过年才真的像过年。

　　打粑杀猪

　　在重庆的乡下，杀年猪不是稀罕事。但这种杀年猪，却与记者家乡的杀年猪大有不同。

　　即使是在县城里，杀年猪也是过年的必备节目———在这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小县城，杀年猪是喜庆和富足的象征。

　　一早，主人烧好一大锅开水，在猪圈外燃三炷香———地方的规矩，这是敬猪神，也是对即将被宰的年猪说声对不起。

　　一大群孩子早就聚集，等着杀猪匠对猪开膛破肚———从记者记事起，年猪身上一种叫“槽血”和“栗子油”的东西，当场就被孩子们抢光，然后生吃。照例也要吃“刨汤”，而且不进家门，就在杀年猪的现场吃，见者有份。杀猪匠从来都坐上席。

　　年迈的父母说，这两年打粑的是越来越少了———生活好了，没有多少人还喜欢吃这种用糯米做成的东西。

　　但记者这次还是见识了打粑，就在县城旁一个叫清江的村里。

　　打粑的主人叫杨秀德，还是记者当年的小学和中学同学，也是清江村的村长。

　　打粑的工具，当地人称“粑槽”、“粑棒”，均系木制。粑槽是用粗大的坚硬原木挖出一个槽制成，基本上每家都有。妇女们将蒸熟的糯米倒进粑槽里，两名大汉各持一根粑棒，分站粑槽两头，你一下我一下，将蒸熟的糯米捣烂，然后由妇女们像做包子一样，做成一个一个的年粑。

　　最后，或者是孩子，或者是妇女，在每一个年粑上“盖印”———“盖印”的用具像圆形公章，但比一般公章大4倍，上面刻着花鸟，中间是个双喜字。

　　过年期间的所有祭祀活动，都得有年粑。

　　吃年夜饭

　　与重庆不同，记者家乡的年夜饭从腊月三十下午3时开始，一直要吃到正月初一凌晨零点———意思是“我们很富足，从去年一直吃到今年。”

　　男人们都闲坐着，女人们则在厨房忙碌，菜尽量做得丰盛，且必须有鸡鸭鱼肉，一样都不能缺。

　　饭前有两件事必做：鸣放鞭炮、燃香和焚烧纸钱祭祖。一直不变的是，鸣放鞭炮永远是孩子们的事，而祭祖，则只能由长者来操作。在记者家里，年夜饭前的祭祖，是老父亲的专利。

　　敬酒只对长辈。记者是家里长子，照例先给老父亲敬酒。敬酒词是祖宗们早就定的：“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老父亲喝下第一杯酒，记者得按当地习俗，向他的杯子里再添一点酒。这也是老祖宗定的，意思是“添福添寿”。

　　敬过长辈的酒，就是平辈们“扯酒”——男人们一般是互道祝福，然后年纪大的先将酒喝尽。女人们则是习惯互相唱酒歌，很悠扬，像农村里满山飘的山歌。

　　年夜饭照例剩下很多：当地的习俗，初一不做事，全部吃去年剩下来的东西。这有两层意思：年年有余；初一不做事，意味着一年就没有劳碌。

　　登门讨利

　　为了不在新年新岁的时候，将晦气带进别人家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初一互不串门，尤其是女人，初一绝对不能到别人家去。

　　而从初三开始，家里就会陆续来一些不认识的人。这些人都是当地的村民，他们上门的目的只有一个：讨利。而讨利的借口也总是一个：玩龙。

　　每年的正月十五，县城都要玩龙。本来官方是会给钱的，但习俗是这些钱必须来自民间，并且是由几个主事的人，挨家挨户去讨，也就是讨利。

　　不管是谁来讨利，母亲都会将别人请进家门，端出一两道菜，留人家喝两杯酒。然后，拿出5元钱，向人家道声“大吉大利”。

　　对方也从来客气，回一句“多谢老人家。多子多福，多财多寿”。

　　母亲说，规矩没有变，出了龙灯利钱的人家，龙灯都会专门玩到其门口。

　　照例，主人家要准备两杯米酒，一杯敬给玩龙头的人，另一杯，则敬给玩龙珠的汉子。

　　本报记者杨光毅

　　（贵州省剑河县，当地99％为少数民族，其中，以苗族、侗族和水族居多，记者即是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