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张楠本报记者

　　受访者袁运甫公共艺术家

　　自中国申奥成功以后，公众对于公共艺术的关注度急剧上升，一些关于公共艺术的新闻时见报端，前不久发生的关于公众对北京一尊“插筷”雕塑的强烈不满和时有雕塑作品被“请”出公共展览区等事件以及公众对国外建筑设计奥运场馆、国家大型公共建筑的强烈参与表达意识，都反映出公共艺术对于公众生活的影响度似乎越来越大，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公众审美意识的进步和对审美追求的需要。为此，记者采访到代表公共艺术领域中坚，一直致力于确立中国公共艺术学科的著名公共艺术家袁运甫———

　　张：社会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性，特别是空间艺术的需要，好像一下子把艺术家推到社会发展的前沿，我看现在艺术家参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正在无限扩大。

　　袁：现在艺术家面临的是怎么适应和怎么参与推进这种社会需要。在今天的艺术领域里，艺术家不能只局限在个人情趣、情绪上，而不关注整个社会的需要。申奥时北京曾发生过由街道居委会来决定街道楼群改色的事情，后来由于政府及时发现，由艺术家参与确定了符合公共艺术基本原则的用色。这说明了社会对于艺术家参与公共环境的建设有多么重要。

　　张：这里面是不是就是你一直提倡的“大美术”概念？

　　袁：是的。我1979年就开始公共艺术的直接参与，创作了机场壁画等。记得那一年我遇见当时任法国一个艺术团团长的安德鲁，他也是正在建的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他说，西方艺术家考虑的艺术问题已不在画框之内，而关注的一条街、一个社区、一个城市，这个大空间才是艺术家发挥才华服务社会的空间。我当时听了印象深刻。

　　张：现在“大美术”的理念在发达国家渗透于整个生活空间的每一个细节，由此给人们带来无处不在的亲切的艺术享受，如果我们居住的城市从整个城市的风格色彩，细微到果皮箱甚至门扶手都有艺术家参与设计的话，那我们生活的品质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袁：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大多已经完成，我们虽然还没完成，但建筑的速度远远超过他们。所以，艺术家参与整个社会经济建设就显得特别紧迫。目前奥运及国家大型项目的公共建筑大多是外国建筑师的设计中标，但是中国传统特色在哪儿？人文奥运怎么体现？这些建筑如何和北京古城、中国人情感需求协调？这都是我们艺术家面临的重任。

　　张：这并不单纯是在现代建筑上加点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就算是中外、古今结合了。

　　袁：是这样，比如对大歌剧院的设计。安德鲁的不仅有西方的优秀，也还关照了环境的因素，比如在体重上不超过人民大会堂，对水的处理等。西方的建筑设计确有优势，但是，整个城市建设没有我们的艺术家参与，有可能我们会看见若干个建筑景点，而忽视了建筑之间的整个城市的整体表达。

　　张：除了艺术家本身参与社会环境建设不足，也可能是我们社会教育的忽视。中国人的审美修养提高也需要艺术家的参与。最近连续发生几起公众和艺术家作品冲突的事件，比如有艺术夸张手法表现的雕塑作品，主办方出于好意，抱着普及提高艺术审美的愿望在社区展出时，却遭到居民的误解而被迫撤展，公众的艺术审美和艺术家的审美追求往往不能同步，这种现象我们社会和艺术家都有责任。

　　袁：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种公共艺术的发展刚刚起步，社会公众有强烈的需求，但我们的美术教育还不能适应，没有跟上。有的老方法没有改变，有的新方法又脱离传统和现实。中国多年的状况是艺术家多数关注框内画，也就是关注自己情趣内的艺术作品追求，参与社会“大美术”的不多。这几年，在我们一些艺术家的呼吁与社会需求的催生下，有一些艺术家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这很重要，因为我一直认为“大美术”是一个全民族审美崛起的最重要的观点。

　　张：您的“大美术”是一个概念吗？

　　袁：总体是一个概念。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都是公共艺术的热情参与者，只是他比较关注艺术走向商业，我这里主要是建筑艺术，是硬件。

　　张：一些低劣的公共艺术反而误导了公众审美，降低或磨损了公众对审美的鉴赏力和判断力。

　　袁：所以艺术家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实践“大美术”，跟上时代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