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腐败高官，身边人往往就有腐败秘书。程维高案是被前任秘书李真和吴庆五案牵涉出来的，陈健等一批北京市领导的秘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落网，是被当时的市委书记陈希同案牵涉出来的。

　　以与领导的关系分类，秘书大约可以分解成5种角色：文秘角色，智囊角色，经纪人角色，养子角色和黑帮角色。除第一种角色外，后4种角色都足以使秘书分享领导的权力，而不必等领导的授权，其中尤以智囊角色和经纪人角色为甚。

　　文秘角色

　　这应该是秘书最原始、最本分的角色，主要是分担领导的事务性工作，属于有感情的文件和工作日程安排处理机。如果秘书们都恪守这个角色，也就很少有腐败的可能。但在官员的秘书中，尤其是其主要秘书中，甘于文秘角色的似乎不多。

　　智囊角色

　　这是领导的主要秘书所承担的角色，一般都获得了领导的青睐，被授权为领导决策作参谋。这是中国大大小小的秘书们最看重的角色，也是一些官员最愿意巴结的角色，更是少数商人最想收买的角色。因为大大小小的决策，一旦过不了智囊式秘书这一关，也就很难过得了领导的关。相反，在领导那里难以过关的决策，却可以通过智囊式秘书条陈利害，而得以过关。

　　智囊角色其实是秘书最难当的角色，主要是分寸的把握。单纯陈述实情，客观分析各方观点，直言利弊，于公于私，都是最好的秘书。但这取决于领导是否愿意听真话，为

　　人民办实事，否则再优秀的秘书都难以获得领导的信任。智囊式秘书如果一味揣摩领导意图，看领导眼色行事，摸透了领导的脾气和心事，就可能诱导领导的决策，最终代替领导决策，成为事实上的“二书记”。这时候，领导和秘书都离腐败不远了。李真在河北就被称为“二书记”，能够叫谁上谁就上，显然是分享了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

　　经纪人角色

　　这是所有腐败秘书共同的角色，也是社会舆论最为反感的秘书角色。此类秘书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与腐败的领导狼狈为奸，做腐败领导搞权钱交易的中介人，从而自己获得“腐败中介费”。一种是利用领导的昏庸或腐败，瞒过领导，私下出售权力。

　　李真曾说：“权力就是金钱，给我1000万元，我也不换秘书这个位置。”有位老干部揭露，李真在位时，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李真案发后，查处1名省委书记，6名厅级干部，14名处级干部，还有25名基层干部，可见其权力掮客的能量。多数腐败的秘书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李真是其典型。

　　养子角色

　　有些秘书与领导跨越工作关系，而密切到亲属关系，成为不磕头的养子，低三下四近乎家奴，趾高气扬类似公子。这样的秘书，几乎是领导家庭中的一员，既照顾领导的家长里短，也可以随意跟领导吹风、传话、打报告。如果领导廉洁，把这样的秘书拘管为家奴的角色，倒也不会惹是生非。但领导不廉洁，这样的秘书一出领导家门，多半会成为准公子，横行霸道；或成为经纪人，出售和交换权力以谋利谋官。

　　养子式秘书虽然与领导没有生活上的抚养关系，却大多具有政治上的抚养关系。秘书获得领导的栽培而高升，高升后的秘书又会报答领导的栽培之恩。秘书跟定一个领导，就可能终身效忠于他，再彼此扩展，最终形成有政治血缘关系的权力同盟。主要领导不倒台，这个权力同盟将稳如泰山。吴庆五就与程维高走过了养子式秘书的全过程。他从程维高任职南京时做秘书，一直跟随程维高到河南、河北，最后推荐李真接自己的班，自己下海经商为李真提供资金支持。吴、李二人在程维高的抚养下，各自

　　成就一番“事业”，与程维高一起构筑起腐败联盟的“铁三角”。

　　黑帮角色

　　这类角色的秘书在公开报道中很少见，在影视剧中常见。他们或者与黑帮勾结，从领导那里收买权力；或者掌握了领导的腐败证据，利用隐私来讹诈领导，获得权力。李真案发后长达数月不承认犯罪，就是等待程维高的救护，因为李真掌握太多的秘密，程维高不救他，程维高也得完蛋。多数腐败联盟刚被调查时能够牢固地互相保护，就是因为陷入了连环讹诈的关系，不能不一致对外。但只要打开缺口，他们就变成了狗咬狗的关系，破案势如破竹。

　　秘书得以分享和乱用领导的权力，说到底，还是对领导的权力缺乏制约，使得他能轻易地把权力送人。在部分腐败的领导那里，权力本来就是个人掌握的稀缺资源，他愿意送给谁做礼物，愿意卖给谁做交易，与党和政府无关，更与人民的利益无关。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是从上级领导那里争取的，只该感谢领导。（《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