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　文

　　俗话说，制度好，坏人变好人；制度不好，好人变坏人。那么，如何才能有一个好制度呢？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出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而我们的体制，却假定官员们都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的公仆。

　　西方政治学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假定：政治家无赖假定。即是说，官员若无监督，必定变成无赖。此话虽有偏颇，却也不无道理。所以西方国家，哪怕是官至总统，也要照受监督。人都是自私的，这种自私的本性，反映到政治领域，便是“创租”，即官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我们对此种心态，不必大惊小怪。现在要紧的，是要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让这些人有贪心，没贪胆，想贪而寻不着机会贪。

　　这些年，我们对官员的监督，确实做了不少事，抓了不少人，也判了不少刑。但如果对现行的监督体制作一考察，就会发现它仍有两大硬伤：一是错位；一是缺位。由于我们把官员认定是好人，并把职务和觉悟画等号，以为职务越高越正确，所以我们的监督机制，是自上而下的，上级监督下级，干部监督群众。群众啥权力都没有，大家都来监督；而那些权力大的，相反却少有监督，这就是监督的错位。再有，就是地方、部门的一把手，至今仍处在监督的真空和断层。所以对一把手，我们的监督是缺位的。

　　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改变对“官员无私”的假定，实行高激励、严约束。如果我们把干部都当好人，还需要监督机制何用？改变了对官员的假定，接下来监督机制就得跟着变。要变上级监督下级，为下级监督上级；变领导监督群众，为群众监督领导；变少数人监督多数人，为多数人监督少数人。这样一来，老百姓有了监督权，说话有人听了，我们的干部，才能真正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反腐倡廉才能有制度保障。（《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2期）（来源：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