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汪 伟

　　2003年初，为纪念一个死者，互联网上流传过一篇痛心的文字，《天堂里有没有暂住证》。

　　2003年末，为纪念一个死者，互联网上流传着另一篇痛心的文字，《天堂里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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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车》。

　　宗教中的天堂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抵是隔膜的。然而2003年的互联网上，中国人高频率地使用着“天堂”这个 词汇。

　　一篇网文说：“天堂里有暂住证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天堂是一种理想

　　，天堂是快乐的地方，天堂是文明的地方。”

　　天堂不在人间，亦不在互联网上。虚拟世界的声音，网络上的舆论，要落足到现实的土地上，经过理性的过滤，才能 结出果实。

　　没有什么比这梦想和声音更能打动互联网上的中国；没有什么比这梦想和声音更能代表互联网上的2003年。

　　虚实难分的生活

　　杨杰生于1981年。和他的同学们一样，互联网已经成了他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

　　2003年4月，上海一所高校的学生宿舍里，考研失败的杨杰十分郁闷。面临毕业，宿舍里充满了沮丧气息。一位 同学抓住了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找到了一个让人艳羡的工作，这个消息反而使这种沮丧达到了极点。

　　2003年4月是不平静的一个月。让杨杰郁闷的事情不只是考研失败和工作难找。关于非典沸沸扬扬的传言在4月 达到了顶峰。4月下旬，学校封校了。实际上，杨杰和他的同学早已大大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除了吃饭，他们做得最多的 事情是打开电脑，浏览新闻，登陆各种论坛，玩游戏和用QQ聊天。

　　或许是因为非典的缘故，论坛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热闹。4月25日，杨杰看到一篇转载的网文，《被收容者孙志 刚之死》。“从头凉到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世界变得不安全了。”这种鲜明而深刻的印象他至今不能忘记。他跟了一 条帖子，很短。“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记得用了很多省略号。”

　　4月26日，网上关于孙志刚一文的转载和评论突然爆发。在每天仅周旋于宿舍、教室和食堂的特殊时期，面对突然 爆发的声音，有8年网龄的杨杰突然怀疑，自己真的了解“互联网”这3个字吗？

　　“我从1996年开始上网，网络让我学会了很多新东西，也让我养成了很多坏毛病，最坏的毛病就是没有耐心。” 杨杰说，“网上太多的信息分散了对事物的注意力，很难长时间深入地想一件事。”

　　这一天，他浏览了纪念孙志刚的网站“天堂里不需要暂住证”。后来他知道，这个网站本来的名称叫做“孙志刚，你 被黑暗吞没了”。

　　5月份，网上关于“孙志刚事件”的讨论难以置信地保持着罕见的执著。5月13日，杨杰在网上看到新闻，“孙志 刚案”的13名疑犯被缉捕。5月16日，3位法学博士上书建议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

　　看了太多帖子，发生太多争论。在沉闷的宿舍里，早已经没有入校时指点江山的好兴致的同学，难得地常常为此事议 论到深夜。杨杰说：“这种情景让人挺怀念，好像是麻木了好久，突然恢复了刚上大学时的感觉。”

　　6月5日上午，孙志刚案在广州市、区两级人民法院的三个法庭同时公开开庭审理。6月9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6 月27日，广东省高院对“孙志刚案”作出了终审判决。在这一个月里，杨杰经历很多在网络上不会遇到的酸甜苦辣，值得庆 幸的是，他在离他家不远的一所中学里找到了工作。网上撒出去的那些简历都没有结果，这让原本认为网络无所不能的杨杰有 些讪讪的感觉。工作之后，杨杰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家里还没有装宽带，他上网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孙志刚事件”改变了他浏览网页的方式和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改变了他对世界的许多看法。此前，网络上的 新闻更新速度之快，让他很难将动荡的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和他自己平静的生活联系起来。

　　从来没有哪一次，网络舆论能变成这样可以被感知的力量。“就像在网上下围棋，对方落子的时候，你突然看见了一 只真实的手”，杨杰说。

　　当“声音”成为“舆论”

　　“珠海买春案”、“西北大学事件”、沈阳的“刘涌案”，哈尔滨的“宝马案”，是2003年下半年杨杰的网络生 活中最关心的事，“永远有人在顶着那些帖子”。

　　杨杰用“永远”这样的词汇，或许夸大了网络舆论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实际上，虚拟世界的呐喊被现实所重视，2003 年不过才刚刚开始。

　　2003年末，电视、报刊都在操办各种各样的评选。网站也不例外。“年度人物”、“年度新闻”的评选和评点不 一而足，盘点的冲动里，有反思的声音，更多的是按捺不住的欣喜。

　　网络舆论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影响，2003年是破天荒的头一遭。这让“网络舆论”4个字也成为2003年互联网 发展的关键词。

　　传统媒体也适时地给予了网络舆论较高的评价。《南方周末》的文章援引“一位了解孙志刚案件调查经过的人士”的 话指出，“尽管传统媒体对孙志刚案件报道不多，但互联网上的排山倒海般的谴责和抗议却形成了极大的压力”。而在“SARS 危机中，互联网也充分体现了它的作用和独特的优势，人们在传统媒体上不能发出的声音经过网络传递出来”。

　　同样的评价发生在更多的有关网络舆论影响重大事件进展的报道之中。网络舆论和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上似乎正 站在一致的立场上发出声音。

　　在“SARS”期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他们注意到了网络上的声音。这个细节在网络上 被经常提及。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发布第381号令，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新颁布的《城市生 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8月1日起施行，其中提出自愿救助的原则，取消了强制手段。大多数网友表示，结 果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网络舆论影响所及，似乎连网民自己也有点半信半疑。

　　当网络上的声音变成一种“舆论”，冲突和争辩就注定不可避免。这一迹象在年初第二次海湾战争时“反美”与“挺 美”的网络讨论中开始流露，在“西北大学事件”中进一步发展，在对“刘涌案”的讨论中达到了顶点。

　　“刘涌案”中，有媒体用“世人皆曰可杀”来形容网络舆论的指向。但是“程序正义”与“事实正义”之辩一直没有 终止，即使是最高法院重审刘涌案，刘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之后，网上的辩论仍然如火如荼。但最后道德指责和无聊谩骂喧 嚣一时，讨论没能理性有序地深入下去。

　　这次讨论引发了对“网络舆论”的某些反思，也引起了部分网友、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网络声音利弊的考量。那些不能 分辨真实姓名、年龄、性别、民族、职业、政治面貌的ID，那些因为共同的感受和共同的诉求集合起来的声音，“ID面前 人人平等”这一曾被认为是网络舆论基础的说法，开始受到了质疑。

　　2003年11月，在一次关于网络舆论的采访中，一位大学中文系学者对记者说，“网络上也有话语权的争夺，有 时候这取得话语权并不是靠言论的理性和方案的可行，而可能仅取决于上网时间、发帖数量的多少。”

　　当记者将这句话转述给杨杰时，这个年轻人沉默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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