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雨／文王成喜／图1月31日晚，央视“焦点访谈”披露了湖北省大悟县法院宣化法庭到河南强行抓人罚款的奇闻：该法庭以本县两“原告”买了劣质钢材、要求赔偿为名拘传两位信阳商人，关在大悟看守所折磨，迫其亲属共交纳23万元后不审判便放人。但两“原告”根本不认识被告，也没去河南买过钢材，更没得到追回的“赔偿款”。该法院有人揭开谜底：乱抓人罚款背后，是每个基层法庭都有经济创收任务，完不成就没工资。
尽管该法院的法官和领导对央视记者讳莫如深，这桩“乌龙案”的责任终将被追究是毫无疑问的。除了对该法院、法官违法妄为的反思、谴责和责任追究外，对贫困地区司法经费不足、迫使法院办案创收甚至违法创收的现象同样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并从司法经费制度改革上尽快做出安排。
目前我国地方法院经费，根据“收支两条线”和财政分灶吃饭的规定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贫富地区法院经费差别悬殊，有的法院经费缺口很大，连工资都难保证。即使富裕地区法院，经费完全仰仗地方财政，司法天平也难免向地方利益倾斜，地方党政领导更有条件对法院审判工作干预、干扰。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地方人脉相连的司法腐败屡禁不止就不奇怪了。
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而非地方政府部门。对地方法院的经费和收入，应由国家财政统筹安排。这既是司法公正的需要，也是国家应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党的十六大报告论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时强调，要“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由国家统筹安排地方法院经费，是避免法院违法制造假案来创收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司法公正的根本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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