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向上的痛—目击2000年以来中国转型之痛》一书中，记录了我自2000年以来采访报道过的20余种社会问题。3年过去了，艾滋病，黑社会，知识失业，官民冲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困境—这些社会层面的问题，都在各自的场域内，发生着不同的变化。观诸社会问题显得最为突出最具轰动效应的2003年，处于这些社会问题旋涡中的人们，还在不同程度地感受着“向上的痛”。好在我们的国家已决意逐步放弃旧日的逻辑，尽量不再让弱势群体去承担转型的代价，尽管我们曾经说过，那样的代价，是不得不的代价，那样的痛，是向上的痛。

　　正视社会问题

　　正如我们在SARS危机的前一阶段所看到的，政府对社会问题的惯常做法，往往是捂盖子，希望问题在小范围内低调处理。SARS危机的后一阶段，我们发现情况发生了逆转，政府开始公开承认此前的失误，进而从制定信息披露机制入手，公开所有的疫情，尽管这一公开似乎离不开被迫的情势，但毕竟是走向公开了。

　　一开始，我们对这样公开社会问题会否持久，持怀疑和观望的态度，虽然在一些具体而微弱的事情上，依旧让我们感觉到公开的艰难，但公开，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原则。

　　2003年底，当我从新华社的报道中，知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女士走进中国艾滋病村—文楼村时，着实有些震惊，尤其是吴副总理对拯救中国艾滋病的民间人士高耀洁的接见，更让我惊讶不已。我在《向上的痛》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当地对艾滋病的“捂”，那里的官员们早在多年前，就发现了因为贫穷而卖血而感染中国特色艾滋病的真相，但他们显然不愿意对外界张扬，更不愿意自己把问题暴露出来。

　　2000年秋天，我在高耀洁的郑州家中，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这是高耀洁第一次接受媒体的专访。记得当时的标题是《高耀洁：与艾滋病孤独作战》。这样的标题，已经道尽了她不被当地所容忍的窘境。高耀洁成名后，被西方世界称作中国的德兰修女，可是被联合国授予健康与人权大奖的她，却不能获得出国领奖的机会。那时侯，她是孤独的。在一些政府官员眼中，她像个黑嘴乌鸦。

　　当河南的艾滋病问题从河南走向全国再走向世界的时候，我陆续从电视新闻中发现了国家卫生部部长亲往艾滋病村的消息，但高耀洁,依旧只是一个惟有民间社会才认可的“白衣天使”。现在，吴仪的接见，表明高耀洁已经由民间走出，开始为政府所接受。

　　此外，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还在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高峰会上坦承，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人，中国艾滋病流行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后面看似简单的半句话，能够如此真实地说出来，在我这个长期关注艾滋病的人看来，政府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

　　类似的人和事情，一些当初被有关部门要求缓报或者不报道的事情，在2003年陆续被政府所公开。

　　我想，政府略显被动然而主体上却是积极正面的回应，或可使中国民众在社会转型中承受的痛苦变得轻微一些。因为，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致力于社会矛盾的缓和

　　发生在2000年3月11日的江苏警民冲突，直到今天，还鲜明而直接地提醒我社会矛盾被激化的可怕。那种冲突的场景，过去几年里，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规模零星地出现过。我以为，这样的场景，在2003年以后会越来越少。

　　这样的判断，自然不是出于应景的言不由衷。之所以有此判断，是因为中央新领导集体在2003年清晰地显现出缓和社会矛盾的趋向。

　　中国的社会矛盾，最容易在贫困的弱势人群中爆发，因为他们的利益最容易受到侵害。今天的民工，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劣等公民的命运安排，可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推动的“清欠风暴”，他替重庆农妇讨还工资的一幕，京城民工工会的组建，以及经常让民工感到恐惧的收容制度的废除，都为民工所招致的社会矛盾的缓和，准备了甚至是制度层面的条件。

　　2001年，我跟一个同事去辽宁阜新，一个当时还鲜为东北以外的人所知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一个在共和国历史上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我写了那个城市尝试走现代农业之路的探索，还委婉地提到由于贫困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曾经，让官方们无可奈何的工人为吃饭而堵塞铁路的事情，也在那里发生过。

　　我在书中告诉读者，前国务院政要中很多领导人关注过那里，没料到，书稿在2003年初交付出版社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农历除夕夜，走进了已经没有多少煤炭可以挖掘的矿井，和工人们走到一起。

　　又过了半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政策兴奋点，被高调提出。一系列政策不仅鼓舞了阜新，连同整个东北，士气都涨起来了。潜在的社会矛盾，当然不会因之而在即刻间烟消云散，然而，中央政府的努力，以及努力背后的结果，都浮出了水面。

　　公平导向

　　我在《向上的痛》中，以1/4的篇幅，描述了2000年以来横纵层面的各式腐败现象。虽然反腐败从根本上说，牵涉到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若就社会体制改革而言，它更多时候还喻示着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或缘于此，我在2003年看到了比书中描绘的更为狂烈的反腐风暴。

　　2003年，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被判处死刑。早在2001年王怀忠往日的搭档，前阜阳市市长肖作新夫妇被双双推向审判台。我在阜阳采访时，就有当地人鸣不平：“为什么比老肖坏得多的王怀忠，不受处理，反倒升迁为副省长呢？天道不公呀！”

　　也觉得天道不公的我，当然不敢将这样的话语，跟随肖作新案件一起写进《向上的痛》。我只是私下跟熟识的朋友说，天道应该不会这么不公的。当时并无足够信心的我，没有想到我的书还没有出版，王就被双规了。在书出版的时候，他走进了反腐败的司法程序。出乎我的意料，王肖两人搭班子前后的阜阳要员李和中，以及被调任淮北副市长的王汉卿，都在这个时候被判入监。

　　我以为社会公众在腐败这个社会问题上表现出的最大的情绪，可能就是不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改革开放初期就定下大盘的社会政策取向。我们不能说这个取向本身有什么不妥当，可如今社会情绪的首要诉求，早已超越了效率，而转向公平。

　　最近，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强调官员下海必须有规矩。据悉，6条官员下海的准则即将颁布，比如，绝对不允许党政官员到企业兼职，以防止不公平的出现。官员下海，是我为《向上的痛》写作的最后篇章，截稿于2003年春夏之交。虽然晚，在这一点上，却依旧未能及时地跟上时势的变化。

　　我还从刚刚被最高人民法院提审且被改判死刑的刘涌案件中，似乎看到政府为了公平导向，追求实体正义，而不惜伤害程序的正义。或许，这样的说法武断而偏激，但对公平的社会政策内涵的解读，当不致有什么偏差。

　　痛，向上也向下

　　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应该承认，我们所看到的2000年以来的中国转型之痛，到2003年底，已呈现出一条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清晰的时代曲线。对照今日的事实，能够证明痛是向上的例子委实很多。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痛都在向上变化。例如，知识失业问题，客观地说，情形在恶化。大学生面对就业中的矛盾，连拔刀相向的事都做出来了。3年前，我说知识失业，是当作一个全新的社会现象提出的，对彼时的中国而言，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新闻，可是仅仅3年，知识失业，已经是一个人人都感觉到存在的常态。

　　另外一些“向上的痛”，虽然经由狂风暴雨的洗礼，对整个社会几乎已经不再是痛，但却在另外一些问题上，生发出新的磨人的痛苦来。《黑道提速》只是书中的一个章节，它存在的意义，也仅仅是还原当时的历史真实，因为今天的黑道已然大大减速。不过，中国对黑社会的打击，并没有带来公众安全感的增强。眼下，猴年春节在即，“捞一把回家过年”的临时性小偷，猖獗异常，敏感于观众需求的中央电视台把小偷请进了演播室，让他们现身说法，告诫城市居民如何有效防盗。

　　年终小偷的大规模出现，就是我们都能看到的另类的年终总结，它以我们不喜欢的方式，总结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过去和过错，尽管它彰显的中国社会之痛的概况，也不尽科学，但它是真实的，它不是某个组织或个人的策划，它像一只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涂抹在城市表层的繁荣。提醒我们的痛，不仅是向上的痛。

　　虽然痛还在继续，但当局显然已经不愿意这样的痛继续下去，所以才有了不以GDP为惟一标准的事。

　　我在《向上的痛》的后记里说，中国有两副面孔，一个是GDP高速增长的欣欣向荣的中国面孔，一个是弱势群体在繁荣的悖论中痛苦挣扎的面孔。一个体现的是效率，一个呼吁的是公平，我们曾经的逻辑是，牺牲暂时的公平，对整体的长远的效率助益多多，所以，第二副面孔表现出的痛，是向上的痛。

　　无论我们曾经多么言之凿凿，2003年后中国已打算逐步放弃“向上的痛”，转而建设一个人的中国，一个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中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改元年”的大部分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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