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林

　　一种传统、一种历史的记忆或纪念往往构成一种民族的心灵底蕴，纪念碑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的东西。死亡就是永恒，静穆代表已故者至高的境界。可是，在深圳龙岗区的一个抗日烈士纪念碑却因为工业区开发而被安置到马路边上，领受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喧嚣(相关报道见本报昨日A3版)。

　　社会发展总是意味着对传统的某种程度的突破，发展和保护文化传统就构成一种紧张关系。龙岗区的一个抗日烈士纪念碑的遭遇正说明了经济发展与传统保护之间的义利紧张以及社会选择的价值取向。开发商的价值取向就是尽可能利用土地空间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如果烈士纪念碑的位置变动对开发商有利，开发商就一定会重新调整烈士纪念碑的空间位置。

　　问题是开发商是否有权这样做。这一方面要看土地出让方同土地开发商之间的契约规定，有时候，土地出让方本身在经济利益和烈士纪念碑保护的利益权衡中选择了前者。这就要进一步看这个合同本身的合法性——不能违背历史文物、古迹保护的相关法规。这又涉及到这个抗日烈士纪念碑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具有保护价值。在这个问题上自有专业的认定。

　　如何判断某种经济手段的社会效应，这在民主和开放的社会当交给公众和专业人士。有些人会认为历史的东西应该为经济发展让路，有的人会认为有的东西就属于神圣不可侵犯，哪怕牺牲当下的税收以至就业率。这样的基于不同观念和利益的博弈将以什么方式告一段落，我们拭目以待。不过，笔者希望以一种帕累托改进的思路来对待这个问题：如果抗日烈士纪念碑的保护的呼声大过工业区的经济开发，这就可能要求恢复抗日烈士纪念碑的原貌，这将对开发商或者开发决策者导致巨大经济损失。为了让各方面损失减少到最低，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式是在新的地方重新规划抗日烈士纪念碑，让烈士重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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