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2岁的刘达临教授是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性学家，他为广大公众所熟知，缘于他的中国第一座性文化博物馆。

　　今年3月底，刘达临的性文化博物馆将要进行第三次搬迁，从上海搬迁到苏南的一个古镇同里。

　　对于这次搬迁，刘达临的无奈写在脸上：“搬到同里后，我要在上海、苏南两地间往返。但同里会给我更大的空间，有助于我实现开办‘性文化世界第一馆’的梦想。”

　　说起这个“性文化世界第一馆”，刘达临说：“我现在拥有3700多件藏品，不少是五六千年前的性文物，我想我有这个条件。世界上类似的性博物馆多为公司所开，很商业化，而我理想中的性文化博物馆会很有学术性。这次同里将丽则女校提供给我，同里镇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也许对于我们的博物馆来说，这是一个重大转折，而非很多人眼中的落荒而逃。”

　　性文化博物馆在上海难立足

　　谈到性文化博物馆几次搬迁的经历，刘达临教授语气中的无奈和惋惜之情愈发浓重。他告诉记者，这事差不多可以追溯到10年前。

　　“1994年9月，我用自己的积蓄和部分借来的钱共计30万元，在上海郊区的青浦县徐泾镇买下了一栋漂亮的小楼。1995年春，我的性文化博物馆正式落成，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性文物：有石男根、八乳镜等象征生殖崇拜的文物，有戴在死尸身上的青铜护阴盖片，还有一把阉割太监的刀子等。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公开展览，很多人一辈子都见不到。”

　　刘达临对性文化博物馆最初的馆址仍然怀念，“一开始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好，后来我想公开推广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因为那儿离市区毕竟有段路，很多人不会跑这么远来参观。正因为这样，后来博物馆才迁到南京路。”

　　1999年5月，刘达临和上海新世界百货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新世界投资80万元与刘达临合作，在南京路上开办新的性文化博物馆。

　　这是性文化博物馆首次出现在中国最繁华的商业街上，面对的压力是巨大的。刘达临说“我把费孝通、吴阶平两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题词放在显眼的地方压阵，同时将国内外巡回展览时引起热烈反响的图片，以及自己在国内外出版的几十本性文化著作都陈列在第一展室，以说明这个展览是广为国内外所认可的。那些比较暴露的春宫画被我放在了隔离的房间中，仅供专业工作者参观。我还把观众设定为成年人。”

　　然而刘达临所做的努力在困难面前却是杯水车薪。博物馆藏在南京路一条小巷之中，仅凭一个地址许多人根本无法找到。“我想在交叉路口竖立一个指示牌，但是有关管理部门因为路牌中有‘性’字坚决不同意。我就竖了块‘生殖文化’的牌子。但是管理部门还是强行将牌子翻了过来。没有指示牌，能够找上门的游客寥寥无几。一个月的门票收入只能勉强支付水电费、人员工资和杂费，房租、装修费根本无力归还，更谈不上什么经济利润。”

　　由于性文化博物馆长时间无法盈利，2000年12月下旬，投资人找到刘达临，希望提前终止合作协议。

　　2001年4月26日是博物馆对外开放的最后一天，刘达临的校友作为最后一批客人参观了性文化博物馆。参观结束后，刘达临招呼他坚定的追随者、助手胡宏霞博士：“我们一起向我们博物馆的最后一批观众鞠躬致谢吧。”等他们鞠完躬抬起身，早已泪流满面。

　　2001年5月，刘达临的性文化博物馆在上海武定路1133号静悄悄地重新开张了。“武定路就是我们现在的性文化博物馆所在地。刚搬过来的时候我就明白这里是呆不长的。因为武定路既不是闹市区，也不属于旅游区，博物馆显得孤掌难鸣，客源仍然难以解决，加上沉重的房租负担，使博物馆的经营连月亏损。”

　　倾家荡产搜罗性文物藏品

　　谈及当年创办性文化博物馆的缘由，刘达临说：“1992年9月，我将自己收藏的一些性文化藏品在‘上海性学研讨会’上做了展示，虽然不是公开的展览，但却收到了轰动性的效果。从那时开始，萌生了继续扩大自己藏品并举办向全社会公开的性文化展览的念头。”

　　“到了1993年的10月，恰逢上海举办科技节，我就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公开展览。这是性文化藏品在国内的首次公开展示，前来观看的人很多。”

　　“从1992年9月到1995年，我一直没有中断过性文物的收集。几年积累下来，已经有千余件了。”现在，刘达临的性文化博物馆共有3400多件藏品，其中有20多件还是五六千年前的文物。

　　搜罗这么多文物，无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还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刘达临毫不讳言：“我原本就是个古董迷，最早的性文物其实是在我收集其他古物时得来的。除了部分藏品是社会友人捐赠外，大部分的文物都是我们自掏腰包东买西购来的。钱主要来自于我的稿费和版税，还有以前部分展品在外巡展的收入，我的助手胡宏霞有一个钢琴修配厂，她把收入也投了进来。前后投入了差不多数十万元，不过就是这样钱还是远远不够。”　　

　　刘达临对自己与许多古玩商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显得颇为得意，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搜集到自己需要的藏品，还可以弄清文物的来历与用途。有一位古玩商人前后共向博物馆提供了1000多件藏品。许多文物收藏家在了解到他的状况后，主动捐赠自己手中的藏品。石家庄的一位古文物收藏家徐老先生，有一次专程找到刘达临，要求捐赠。刘达临先后去了三趟石家庄，拿回来30多件文物，其中有四五件是国宝级的文物。“我本想付一些钱，但是徐老先生无论如何分文不收。”

　　研究性学曾经不被家人理解

　　刘达临最初在上海大学是研究社会学和婚姻家庭的，但是从1985年开始，他的研究过渡到了性科学。刘达临说：“我当时在《社会》杂志做编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我发现离婚的有三分之一是因为性生活不协调。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青少年的早熟、婚前性行为、婚外恋、性犯罪问题都很多。1988年到1989年举行的两万例‘性文明’调查虽然几乎让我倾家荡产，但是取得的成绩也是显著的。我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际性学界的认可，这大大坚定了我研究性学的信心。”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刘达临从事性学研究没有得到过家里的支持。刘达临的妻子原先是上海儿科医院的医生，由于刘达临搞性学研究写文章出了名，医院同事的调侃让她很不是滋味。刘达临和妻子经过协商，决定文章继续写，但多用笔名。后来妻子的同事胡宏霞放弃了医生的优厚待遇，去追随刘达临当助手，其间周围的人风言风语、冷嘲热讽也不少，这依然没有减少刘达临研究性学的热情。　

　　除了妻子，刘达临的女儿最初也不理解父亲的行为。觉得爸爸老不安分的，一大把年纪了不好好颐养天年，成天摆弄“性”事。刘达临刚刚开办博物馆的时候，一个人辛苦支撑，曾经希望小女儿来帮帮忙，但是小女儿是月薪八千元的白领，“爸，你能保证我每个月这么高的工资吗？”她一句话就让刘达临打消了这个念头。

　　刘达临的大女儿是房地产开发商，她对父亲的事业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曾经想买套房子给父亲办馆。但是刘达临拒绝了，刘达临说：“我觉得自己的事业应该靠我自己的努力来开创，干嘛要靠家庭关系呢。”

　　近几年，刘达临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包括国际性学最高奖项“赫希菲尔德大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肯定，各种媒体也对刘教授的事业给予了正面的宣传报道，家庭气氛才逐渐有了缓和。

　　现年72岁的刘达临又开始考虑博物馆的后继问题：“我不会将博物馆交给自己的女儿，这不是她们的事业。我想办个中国古代性文化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只进不出的，要不断扩充藏品，不过这需要很大一笔钱。如果我能够建立基金会，我这辈子的事业就算是完成了。”

　　据《周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