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但愿日历上能永远抹去1994年12月8日。然而，记忆深处已永远铭刻下了无情的那一天。

　　1994年12月8日下午6时10分，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的舞台上，几块被烤燃的纱幕布条忽然落在796名师生和干部面前。刹那间，火势蔓延，灯光熄灭，烈焰毒烟无情地扑向了那些天真可爱的中小学生。

　　1小时后，一车又一车的遇难者被运进了殡仪馆，一批又一批的受伤者被送进了医院。这场震惊中外的克拉玛依大火，带走了288名中小学生和37名老师、干部，留下了130多名被烧成重残的幸存者和300多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今年已是悲剧发生后的第10个年头，当年的幸存者中有的已经康复，有的仍在进行治疗。当年受伤的孩子们，如今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婚姻是大多数康复者如今面对的最大的坎。而治疗者担心的是能否争取到有限的出自治区治疗名额，因为从去年开始，原本完全放开的出自治区看病开始有了名额限制。

　　晨报特派记者日前走进了克拉玛依，走进北京西下庄的整形医院，记者经过近一周的采访，感受伤逝10年的这座城市、这批幸存者、这些家庭。

　　友谊馆变成人民广场

　　一盏路灯代表一个亡灵

　　当年遭受大火的友谊馆，已在克拉玛依的地图上永远消失。当记者来到友谊馆旧址时，发现那里已建成一个广场，取名为“人民广场”。当年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惟有原来的前门刷白后还竖立在那里。门很高，大约有10多米，在偌大一个广场上独自兀立。在这座繁忙的城市中，这里显得有些孤寂，偶尔从广场中间穿行的市民也显得步履匆匆。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市民介绍，广场始建于1997年4月。当时火灾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友谊馆所在的位置仍然是一片灰烬，由于友谊馆地处市中心，所以有关部门提出了在原址上修建一个广场的建议。按照计划，友谊馆内的建筑将被全部炸掉，但是很多市民提出了抗议，他们强烈要求保留友谊馆的前门，于是友谊馆的前门经过整修与刷白被保留了下来，友谊馆其它的地方全部被炸平。

　　如今的广场上并没有任何关于那场火灾的说明，或许没有人愿意再用任何方式来提醒自己这里曾有325人丧生、130多人变成了残疾。但对于经历过那场火灾的人来说，是如何也忘不掉的。

　　住在广场附近的市民赵振华告诉记者，他曾亲眼目睹了那场火灾。他说：“那段日子，空气中都是浓烟的味道，我几天都没吃进饭，连着5天，夜夜都做噩梦！”

　　如今，火灾已经过去10年了，友谊馆也变成了广场，但赵振华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广场上依然很少有人散步。大家都说，那里有300多盏路灯，每一盏路灯就代表着一个亡灵，所以到了晚上，广场上更是见不到人影。”

　　小西湖墓地静悄悄

　　无人打扰长眠的孩子们

　　克拉玛依并不大，人口30多万。1994年那场大火的阴影仍旧笼罩着这里，甚至每个在街上走动的市民都能讲出一段当年悲惨的故事，而故事的最后也总会落到小西湖墓地，因为当年的遇难者几乎全部被葬到了那里。

　　克拉玛依向西约5公里，就到了小西湖墓地。墓地的四周是凸起的戈壁山头，寸草不生。这里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声音，一座座坟墓静悄悄地躺在那里。墓地东北面独辟一处，几百座坟墓的墓碑上刻着相同的时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每个墓碑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保存得很好，当年孩子的稚嫩依旧，当年孩子的笑容依旧。很多孩子的坟前插满了假花，在这严寒的冬季鲜艳依旧。

　　看墓的老伯对记者说：“前几年，每到12月8日，就有几百人一起来祭奠。现在祭奠的人渐渐少了，很多家庭已经生了第二胎。时间这么久了，伤痛总要过去的。”他还介绍说：“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还是没有人把新坟埋在这些孩子周围。这里是那些孩子们的天地。”

　　幸存者之一·工作让她复活

　　大火只改变了她的面容

　　她是第一个重返岗位的克拉玛依火灾幸存者，长长的直发是假发，还染成了流行的浅黄色。“除了大火留下的受伤的面孔，我现在已经与常人差不多了！”这是王雪源在电话中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事发当时，32岁的王雪源是克拉玛依第八小学的教导处主任，是该校学生的领队。那一刻，当王雪源左手抱着衣服、右手推着前面的孩子冲下舞台时，四周已经被大火包围。王雪源一头扎倒在地，左手压在了身下，右手还在推前面逃跑的孩子，大火覆盖了她的身体。

　　10年后的她，从教导主任变成了党委副书记，还是同一个学校，只是面对着不同的学生和镜子里完全不同的自己。

　　晚上7时，克拉玛依气温已是零下20摄氏度，第八小学的大部分老师已经下班回家。在王雪源的办公室内，她那张布满伤疤的脸突然抽动几下，疯狂地摇起头，身体也颤动起来，并向记者连连摆手，提起当年孩子们被烧死、烧伤的情景，她还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王雪源在办公桌上趴了大约3分钟，情绪才稳定下来，然后抬起头，用白皙、修长的左手整理了一下满头的假发。她的右手没有一个手指，像一根干枯的树枝，还在微微哆嗦着，疤连疤的手掌上能分清的只是5个长着老茧的肉瘤。王雪源说：“我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去治疗我身上的伤口，小手术已不计其数，大手术就有30多次。”恢复了平静的她轻描淡写地说道：“每次大手术都是剥皮抽筋的疼痛。”

　　“但现在我已经重新活过来了！”王雪源自豪地表示。2000年8月份，王雪源重新回到了第八小学，并学会了使用电脑和用右手的虎口夹笔写字。在记者采访过程中，走进来的赵老师说道：“当时我们看到王老师那张陌生的面孔时，不是恐惧，而是由衷地佩服。当然也带有一点不理解，都这样子了，何苦呢？”王雪源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现在这些同事经常跟我开玩笑，我们相处得很好。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重新找回了生存的意义。”

　　此时记者才注意到她的假发。“前几天才染的，大家都说我的假发太黑了。现在孩子们都说我的头发很漂亮。”王雪源称学校里的孩子都能接受她，因为在进这个学校前，孩子的父母早已向他们讲述了她的故事。也有不明白的孩子偷偷跑来问：“王老师，你的脸怎么了？”王雪源有时会开玩笑地说：“我小时候不听话，玩火烧的啊！你可要听话！”

　　幸存者之二·男孩不哭

　　歌声比哭声更让人心碎

　　他的头发已经被烧光，脸上的皮已经被烧掉，他的小手被烧得像木炭，全褪了皮。他从大火中站起来，独自走上前来营救的一辆面包车，一声没哭。那一年，他10岁。

　　麻醉剂渐渐失去药力，剧烈的疼痛慢慢袭来。由于被全身麻醉后不能喝水，父亲用棉花球沾了水，涂在他萎缩的唇上。他仍然没有流下一滴泪。那一年，他11岁。

　　他哭了，号啕大哭，那一年他20岁。因为，他终于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坐在记者面前的李翔已是四川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当年李翔住进医院后，10根手指都被切除了，因头盖骨烧伤严重，表层也被刮掉，戴了假发。

　　10年前那个不堪回首的夜晚，和许多同学一样，10岁的李翔正坐在友谊馆第十排的观众席上等着看节目，可他的班主任突然把他拉了起来，让他快跑。很快，到处都是逃命的人。浓烟已经笼罩过来，什么也看不清楚，只听见同学们的一声声惨叫。但李翔没有哭，他摸索着逃了出来。

　　1995年的一天，北京某医院。李翔被全身麻醉后，医生给他的双耳和双手做了一次彻底的手术。手术后，李翔被送进麻醉恢复室里。看着年仅11岁的儿子牙关咬得越来越紧，父亲李聪知道麻醉剂的药力要过去了。儿子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就是没有流出来。

　　李聪看了心疼，自己倒是先哭出声：“孩子！疼，你就哭吧！别硬撑啦！”倔强的李翔牙关咬得更紧了，硬没有哭出声。已经泣不成声的李聪哀求道：“孩子，你不哭，那就唱首歌吧！”孩子终于张开了嘴巴，歌声在空荡荡的恢复室里回荡，但那歌声比哭声更让人心碎。已经上了年纪的李聪在复述这件往事时，还禁不住哭出声来。

　　经过两年左右的治疗，李翔基本痊愈了。虽然这期间他坚持每天看两小时的书，但重返校园还是有困难，因为他的十指已经被切除。在李翔的要求下，他的虎口被切开，他要练习拿笔。

　　李翔最终回到了学校，并直接升入初三。聪明的他不但跟上了学习进程，还一直把在班级中领先的成绩保持到了高三，最终考上了四川大学。“拿到通知书时，李翔突然痛哭起来，哭了足足有半个多小时，把他妈给吓坏了！”李聪看着儿子，笑得很温柔。

　　李翔说：“刚进大学的时候，同学们看到我的脸和手，都有点害怕。”但凭着热情的性格和在足球场上高超的技术，他很快和同学们打成了一片。

　　幸存者之三·与大学擦肩

　　她总把自己关进房

　　“我终身不嫁！”时常对父母大吼大叫的她，却是最“漂亮”的幸存者，因为她有着一副完好无损的面容。

　　记者来到胡萍家中，她正好在家。但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说什么也不肯出来。父亲胡好贤介绍说：“她从不见生人的，家里来了亲戚朋友，她也是不出来见客。”

　　胡好贤拿出了一些胡萍烧伤后的照片，照片上的胡萍面容完好无损，只是十指变得残缺不齐，后脑勺一根头发也没有。胡好贤说：“当时她用双手捂住了脸，脸保住了，双手却全废了，为了给双手植皮，她的大腿已经伤痕累累。”经历了近10年的治疗与锻炼，现在胡萍的双手已经能够拿起较轻的物品，但一旦划破，伤口就无法愈合，必须住院治疗。

　　现在，22岁的胡萍是克拉玛依一个保健站的收费员，但按照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和她自己的成绩，她完全有机会成为一名大学生。胡好贤拿出了一张“新疆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回忆了胡萍没有上成大学的经过。

　　2000年9月，胡好贤和女儿胡萍拿着新疆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到了乌鲁木齐。就在前往医科大学的班车上，意外发生了，胡萍全身哆嗦，脸色发白，还不停呕吐。等车子到达医科大学，胡好贤马上把胡萍扶进了传达室。胡萍改变了主意：“爸！我怕，我不上了。”胡好贤知道，自从女儿烧伤后，一看到血就呕吐，一见到医生就害怕，到医科大学上学更是难为孩子了。于是父女俩又回到了克拉玛依。

　　次年，胡好贤害怕孩子在家里憋坏了，就让她到保健站上班。已经3年多过去了，但胡萍在单位里却总是沉默寡言，不愿意与同事说话。回到家里，也是一般不肯说话，总喜欢把自己关在屋里。“她都22岁啦！这样下去，找个婆家也难啊！”胡好贤的老伴叹气道。

　　胡好贤看了看女儿的房间，接着压低声音说道：“现在她的脾气越来越大了，我和她妈都得躲着她。”63岁的胡好贤说到女儿的未来，禁不住老泪纵横。老伴也轻轻地擦拭起眼泪，老两口不知道为此已经哭过了多少回。

　　幸存者之四·长年整形

　　哥哥有张平常的脸

　　5岁的杨望(化名)从小一直和来自克拉玛依的父母生活在北京，因为在北京某家整形医院里，躺着在克拉玛依大火中受伤、比他整整年长12岁的亲哥哥。杨望只见过毁容后的哥哥，所以在他脑海中根本没有长相可怕和火灾的概念。

　　在北京近西山的某整形医院，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这样一对母子出入，年近40岁的母亲，牵着活蹦乱跳的5岁儿子。这个5岁的小家伙，叫杨望，是这家整形医院里人见人爱的小天使。

　　记者第一次见到杨望，是在南楼某层唇裂整形中心主治医师办公室里，小家伙正爬在凳子上给值班的医生、护士唱歌。

　　记者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叫杨能(化名)的19岁小伙，10年前，他在克拉玛依火灾中被烧成了重残。这些年，他一直都在这家医院看病。只是，在事先的电话中，杨能和他的父亲拒绝了记者采访的请求，而此时，病床上也未见父子俩。

　　“他是杨能的弟弟。”值班护士对前来询问的记者说。这家整形医院非常大，但杨望对这里熟悉得很，不时有路过的医生喊着“望望”，在他的小脑袋上摸一把。记者问杨望：“你为什么是北京人啊？”小家伙答道：“我在北京出生，我住在北京，当然是啊！”

　　在医院的食堂，记者看到了杨望和杨能的妈妈朱秀兰(化名)，一见妈妈，杨望一头钻进了母亲的怀里。朱秀兰告诉记者，杨望出生在北京，比杨能小12岁。从1995年开始，杨能就来到这家指定的医院看病，为了照顾儿子，他们夫妻俩也来到北京，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租了间房子。这些年来，他们只回去过两次。

　　朱秀兰似乎并不愿意过多提到大儿子杨能受伤的经过，只是简单地告诉记者，杨能全身超过90%的面积烧伤，受伤第一年里做过30多次手术，说这些话时，眼泪不停地流出。

　　“因为政策允许，1999年我们在北京生了望望，望望的出生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快乐，也带来了希望。”朱秀兰告诉记者，望望只见过毁容后的哥哥，所以在他脑海中根本没有长相可怕和火灾的概念，全家人也都极不愿意在他的面前多谈火灾的事。杨望只回过一次克拉玛依，所以没有什么印象。

　　“我们马上要回克拉玛依了，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望望能不能适应家乡的生活。”朱秀兰无奈地告诉记者，“现在我们那儿开始控制来北京看病的人数了，等能能春节最后一次手术做好，我们就回去，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们也不知道。望望又不是北京户口，我们也没有钱让他在北京借读。虽然他爸很希望小家伙能在北京上小学，医院里的医生也答应尽量找关系，但我知道，这不可能。”

　　幸存者担忧

　　与亡者相比，幸存者有幸与不幸

　　通过对这4个幸存者家庭的个案采访和对数十户不愿透露姓名的幸存者的综合采访，记者仍然感受到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两大担忧，当地相关部门对此不置可否。

　　外出治病开始限制名额

　　记者了解到，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对受伤者许诺承担终身治疗费。于是，从1995年开始，大多数的受伤者都在北京近西山的某个大型整形医院进行治疗。

　　原先，一切治疗费用都是由相关部门与北京医院直接结算，无需受伤者承担，也不用个人先垫付。

　　可是在采访中，很多人向记者反映，从去年开始，去外省市看病的名额开始限制。限制的原因是，希望能够把北京的医生请到克拉玛依来治病，这样在开销总量上可以下降。限制的方式，是将医疗费采用个人垫付的形式，什么时候报销和能报多少至今并未有明确说法。

　　而据记者在北京某整形医院实际了解的情况是，前几年，在该院治疗的克拉玛依大火受伤者还有30多名，目前只有4人，其中1人还未住院治疗。

　　受伤学生大多已到婚嫁时

　　现在，那些受伤者有的已经医治好了身上的伤口，但多数当年的受伤者仍不得不独自舔舐受伤的心灵。

　　由于当年受伤的多数是些孩子，现在孩子已经长大，眼前的婚姻问题成了他们面前最大的坎。即使有几个幸运者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另一半，他们要面对的问题仍然很多。

　　李江，在当年火灾中受过伤，但聪明能干的他赢得了一位女孩的芳心，对方没有计较他的相貌，他们的恋爱关系整整保持了两年多。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女方的父母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现在李江谁也不想见，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内。

　　据了解，这批在当年受伤的孩子中有一个在去年结婚了，但婚后生活并不和睦，目前两人正在闹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