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柯敬　曲扬

　　国有企业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一个探讨了20多年的话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找到了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契合点。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理解，企业和市场是两个相对的概念。科斯早在1937年就提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他把企业体系看作与价格体系相对立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认为两种体系的根本差别在于是否用“自觉的权威”去指导资源的配置。在市场体系中，各种资源靠“看不见的手”来协调，即通过非人格化的价格机制自发进行协调；在企业中则运用“自觉的权威”，即企业家“看得见的手”来协调经济活动。企业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是对立的，但也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企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从而可以取代市场机制。因此，从微观的角度考虑，选择市场还是企业，取决于对市场交易费用和行政权威的事实成本之间的权衡。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企业是市场配置的再配置过程，市场先于企业而存在，企业存在于市场之中，是市场的组成部分。

　　那么，二者能否兼容呢？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由私人所有和控制，资源配置的决策由私人所有者作出，因此这些决策是在市场中自行协调的。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个人作出反映他们意愿的选择，厂商作出使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厂商必须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并且必须努力以比其他厂商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当厂商之间为追求利润而竞争时，消费者既从他们生产的产品中获益，也从供给商品的价格竞争中获益。当市场达到均衡时，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意愿恰好一致，市场以其特有的方式运作并确保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而，市场经济回答了企业时刻面临的四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和如何决策。正是通过对这四个基本问题的回答，证明了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体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接受市场的制约，这表现为企业接受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并据此作出相应的反应。因此，企业是否接受市场信号，以及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的灵敏度，经常成为判断其是否为市场主体的标准。人们之所以把市场经济体制与企业所有制相联系，并把市场与公有制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是因为在传统公有制经济中，所有者处于超强势地位，资源配置往往以其偏好而不是公众的偏好为基础。所有制决定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并由此决定了企业只对强势所有者负责，而对市场价格信号往往不敏感，尤其是在所有者指令与市场信号发生矛盾时，企业只能听命于前者。相对于其他企业，单一所有制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具有多重性，处于企业内外错综复杂的多元信号覆盖之下。在我国，人们很早就提出“不找市长找市场”，但国有企业却很难做到。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部门还习惯于直接指挥生产，掌握着人事任免权和一些重要事项的审批权；二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尚存，服从上级领导，企业负责人可以不负工作失误之责，少担风险。

　　市场经济要求通过改革，把国有企业塑造为以市场信号为导向的市场主体。除少数与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生产相关的企业外，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灵敏接受市场信号———价格的引导，围绕一个中心———利润最大化，实现一个目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股份制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有效形式。各国的经验表明，通过股份制，把单一产权的企业改造成为多方持股的公司，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脱胎换骨，所有者的投资目标统一，经营者的经营活动也就服从于股东利益，为市场信号所左右。股份制可以把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经济组合在一起，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经过这一“化学反应”，企业就真正具有了法人财产权，就可以独立运用和经营所有者投资形成的资本，并形成新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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